Surviv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petence: A Study of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or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as a Case ()
1. 引言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赞誉，在中国文学外译历程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葛浩文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一部译作的成功，既源于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思想投入与艺术锤炼，也得益于译者精湛的翻译技艺与明确的价值取向。《生死疲劳》作为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其葛浩文英译本已成为中国文学外译的典范之作。该译本不仅有效促进了中西方文学交流，更以文学为桥梁，推动了更深层次的跨文明对话。译者葛浩文以其独特的“忠实”与“伪忠实”并列而行的翻译行为，成为连接中国乡土叙事与西方读者认知的关键枢纽。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共生关系，超越了传统“主仆式”的翻译权力关系，转而呈现为一种动态的生态协作。莫言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景观，经由葛浩文的跨文化移植，既保留了胶东大地上的生态理念，又在译入语文化土壤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葛浩文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态度，经过两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互动，于译文新的生态系统中实现了“美美与共”的文化共存状态。
本研究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以译者“生存–责任–能力”的生态互动为线索，对《生死疲劳》中葛浩文的译者行为进行研究。胡庚申提出于微观层面进行对于“人”的研究，主张在翻译中要以“人”行事，从遵循生态伦理、规范译者行为、履行译者责任以及关注译者能力发展四个方面考察译者行为[1]。该研究范式不仅能够深化对生态翻译学中对葛浩文译者行为的认识，更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反思。当植根中国本土环境的文学试图向世界传递时，译者如何在确保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前提下，实现从“文化妥协”到“生态共谋”的跃迁。因此，本文将沿用其提出的对译者群落的研究思路，聚焦于对译者行为的剖析，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生态伦理，以整体主义视角把握翻译活动，维护跨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规范自身行为，主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通过原生化与译生化翻译策略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挥“译者中心”主导作用，并自觉接受“事后追惩”的检验；继而履行译者责任，统筹协调“境–本–人”三方关系；最终在译后有意识地提升译者能力以更好地实现译者生存和履行译者责任。
2. 遵循生态伦理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以译者为主体的制度化的社会行为’[2]与伦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3]因此，生态翻译学类比生态伦理，提出生态翻译伦理观，要求译者要遵循平衡和谐、多维整合、多元共生以及译者责任的生态伦理原则。多元共生则主要指译论研究的多元和不同译本的共生；多维整合主要指以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为主的方法论；平衡和谐既包括翻译生态的平衡和谐，又包括文本生态的平衡和谐，还包括“翻译群落”生态的平衡和谐。最后，译者责任原则是相对于他者的责任而言。主要指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行为中以及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全责”理念。
“从保持文本生态的角度来看，译者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既要有责任尽量保持并转换原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同时，译者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又要有责任尽量使转换过来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能够在译入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生存和长存。从而保持原文和译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的协调平衡。这些又都与翻译操作方法中的‘三维转换’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4]从而在文本生态角度中实现译者责任、多为整合、和谐共生的翻译伦理原则。
例1：你他妈简直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5]。
译文：Like a goddamn dog who doesn’t know how lucky he is to be carried in a sedan chair [6].
在多维整合方面，译者实现了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有机融合。语言维度上，“dog in a sedan chair”的意象既保持原文生动性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文化维度上，将中式谚语转化为西式隐喻结构，通过“lucky”一词激活目标语文化中的“幸运”认知；交际维度上，通过感叹句式与俚语搭配，精准还原了原文斥责与蔑视的交际意图，体现了高程度的整合选择适应度。最终译文呈现出显著的平衡和谐特征：既维持了源语文本生态中的语言特色，又通过创造性转换使译文在英语文化生态中获得生存活力；既保持了原文粗俗语的文学特征，又实现了翻译群落中作者意图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和谐共生。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履行了其多维转换的责任，并使其在新的文化生态中得以存活。
例2：姓范名铜，外号“饭桶”，食量惊人[5]。
译文：His name was fantong, which sounded just like the word for “rice bucket”. He had an astonishing capacity for food [6].
在多维整合层面，译者实现了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融合：语言维度上通过音译与意译相结合，既保留语音特色又传递语义内容；文化维度上以“rice bucket”对应“饭桶”，在英语文化中找到功能对等的贬义表达；交际维度上通过补充说明，确保人物特征的完整传达，最终在译文生态中达到平衡和谐。既保持了源语文本的语言特色和文化特异性，又通过创造性转换使译文在英语文化生态中获得生存活力。总之，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承担全部责任。葛浩文履行了跨文化阐释的职责，保持了译文的平衡，维护了文本的生命力。
例3：我看着半个月亮爬上来，红红的脸膛，像一个怕羞的农村大姐[5]。
译文：I look up at the bright red face of the half moon, like a shy farm girl [6].
译者并未拘泥于原文“爬上来”的动作细节和“农村大姐”的字面意象，而是敏锐捕捉其核心语义——“缓慢显现的红色月亮”与“质朴的羞涩感”。这种对文本整体精神而非表面形式的忠诚，正是履行译者“全责”理念的体现，彰显译者作为跨文化协调主体的伦理自觉。通过多维整合的创造性转换，译者在语言维度将动态的“爬”转化为静态的“look up at”，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在文化维度以“farm girl”替代“农村大姐”，既保留乡土气息又避免文化滞涩；在交际维度则通过“bright red”与“shy”的搭配，重现原文拟人修辞手法以保证其文学性。这种多维度适应选择并非简单妥协，而是通过“选择性适应”原文生态特征和“适应性选择”译语表达方式，实现整合适应选择度的最优化。最终译文呈现出有机的平衡和谐状态。
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葛浩文对《生死疲劳》的翻译实践深刻诠释了“遵循生态理性”的核心要义，以“译者责任”为行动驱动力和伦理核心，以“多维整合”为具体操作方法和评判标准，以“平衡和谐”为最终追求的目标和理想状态。其中，译者责任原则是根本的驱动力量。它强调译者不再仅仅是原文的仆人或读者的仆人，而是对整个翻译行为负有“全责”的主体。这种全责理念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驱使译者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那么，如何履行这种责任呢？其核心实践路径便是多维整合原则。该原则为译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译者通过“选择性适应”来悉心解读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进而通过“适应性选择”，将这些元素转换为能在目标语环境中“生存”并“长存”的译文。最终，上述所有努力的理想状态便是实现平衡和谐原则。因此，平衡和谐是目标，多维整合是手段，而译者责任则是将手段导向目标的伦理意识和根本动力。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译者伦理在实践层面的互动。
3. 规范译者行为
“‘规范译者行为’要求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生态策略方法，发挥翻译过程中‘译者中心’的主导作用，并接受‘事后追惩’的评判和检验。”[1]因此，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规范译者行为”强调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包括译前、译中、译后的规范性。译前阶段，要求其主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通过策略选择实现译文的生态平衡。译中阶段，译者处于核心操作层面，践行其翻译策略以协调源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矛盾，确保译文在目标环境中“存活”。译后阶段，译者需接受“事后追惩”机制的检验，包括学界批评、市场反馈、社会效用等评价，从而反思自身策略的有效性与伦理合理性，形成行为规范的闭环调节。在这一部分，“事后追惩”就在于其翻译策略是否运用恰当。
“原生化”与“译生化”翻译策略正是译者在生态适应与选择过程中，基于对生态的深刻适应而发挥其中心主导作用的体现，是主动的“行事”，而非被动的“复制”。其正确运用与否，直接体现了译者行为是否合乎规范。
3.1. 原生化翻译策略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原生化译法”代表了一种以源语文化生态为依归的翻译策略。“其核心理念是侧重于适应原语生态系统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行文风格等的翻译。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原语生态；注重原语文本；突出原语文化等。”[7]原生化翻译策略要求译者抵抗目标语文化的同化压力，拒绝以归化手段抹平源语文本中的异质性要素。这种方法旨在维护文化多样性，强调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与呈现，认为翻译的本质之一即是促进跨文化生态的对话与交流，而非消除差异。
例4：我运足力气，以气功大师撞石碑的勇气，对准了那杂种的屁股[5]。
译文：Concentrating all my strength up front, like a qigong master who breaks rocks with his head, I took aim at the bastard’s rump [6].
葛浩文选择了音译核心文化词“气功”为“qigong”。没有将其简化为一个西方读者熟悉但含义相去甚远的概念，如“yoga”或“hypnotist”。这一选择坚决地维护了源语文化生态的独特性和真实性。“气功”是一个根植于中国道教和武术的复杂概念，远非一个简单的英语词汇可以概括。将其译为“qigong”整体移植，等同于将一个完整的文化模块原汁原味地引入了目标语生态，迫使目标语读者去正视、接触并尝试理解这一独特的异文化概念。这是对文化“他者性”的尊重，是原生化策略的体现。葛浩文将整个比喻“以气功大师撞石碑的勇气”流畅地整合进了英语的句法结构“like a... master who...”。这表明原生化译法并非生硬的字对字翻译，而是在保留文化异质性的同时，适应目标语的语法生态，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性。葛浩文的翻译既将中国特有的“气功”文化引入英语世界，丰富了目标语的表达，又保证了译文作为一个有机体在目标语生态中的存活与传播。体现了其充分适应原文环境，依此选择翻译策略并接受“事后追惩”。
例5：老子还从那个幻想着有朝一日出国留洋的青岛知青嘴里学会了十几句西班牙语呢[5]！
译文：I picked up a dozen spanish phrases from a rusticated youngster from Qingdao who dreamed of studying abroad one day [6].
在该例中，“知青”译为“rusticated youngster”，并未采用简单的归化策略“educated youth”，而是选择了一个在英语中具有历史与文化联想的词汇——“rusticated”一词本身带有“被迫离开城市前往乡村”的隐含意义，虽源自西方语境，却准确捕捉了“知青”运动中青年下放农村的强制性与时代特征。这一译法坚决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异质性。与此同时，译者通过“youngster”一词缓和了“rusticated”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并在句法层面顺应英语表达习惯，保证了译文的流畅性。这体现了译者在生态翻译中的核心主导作用：既主动适应源语文化生态，坚决传递文化特殊性，又兼顾译语生态的可接受性，实现了文化移植与语言可读性的平衡。因此，该翻译行为完全符合“规范译者行为”的要求——译者在策略选择上展现了充分的主体性与责任感，并通过深度的文化适应和语言转换，经受住了“事后追惩”在文化传递与交际效果方面的检验。
原生化译法最显著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源语文化生态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原真性较为完整地传递给目标语读者。从长远看，这种策略丰富了目标语文化的表达方式，促进了文化间的深度理解。然而，这种策略也有着其内在的局限与风险。其最主要的缺点在于可能挑战甚至逾越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边界。过度或机械的原生化移植可能导致译文生涩难懂，产生“翻译腔”，甚至造成文化误解，从而阻碍跨文化交际的流畅性，使译文难以在目标语生态中“生存”。若目标语读者因阅读障碍而放弃接受，那么移植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纯粹的、绝对的原生化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它需要译者审慎地权衡“保留”与“可读性”之间的平衡，这时就需要应用译生化翻译策略。
3.2. 译生化翻译策略
“译生化”代表了一种以译语文化生态为依归的翻译策略。“其核心理念是侧重于适应译语生态系统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行文风格等的翻译。其主要特征是强调译语生态；注重译语文本；突出译语文化等。”[7]译生化译法要求对源文本中的异质性元素进行系统性改造，使其呈现出的面貌仿佛生来就是目标语文化生态的原生产物，而非外来移植产物。这种策略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上的同化行为，通过消除源语文化的异质特征来换取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的流畅性与可接受性。译生化直指翻译活动的目标语生态的适应性选择。它揭示所有移植文本必须经历的文化达尔文主义考验。译文若无法融入目标语的语言习惯、审美范式与认知图式，便将在文化生态链中消亡。这种适应绝非投降主义，而是基于文化生命延续的战略妥协，通过自我调适使异质文本获得在目标语生态中的“生存权”。译生化策略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交际效能和生态适应性，它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障碍和理解成本，确保了译文能够被目标语读者毫无滞涩地接受，从而顺利实现其交际功能。也可以理解为，对于那些移植程度比较低的文本，生存才是第一要义。
例6：“难道那比蒙汗药还要峻烈千倍的孟婆忘魂汤，竟然对你没有作用吗？”阎王不懈的问，“你是不是没喝那汤就冲下了往下望乡台？”[5]
译文：“Do you mean to say that Granny Meng’s amnesia elixir, which is a thousand times more potent than knockout drops, does not work on you?” Lord Yama asked doubtfully. “Did you go straight to homeward terrace without drinking it?” [6]
葛浩文将“孟婆忘魂汤”这一充满中国文化中对地府想象的概念转化为“Granny Meng’s amnesia elixir”，并未拘泥于字面直译或音译，而是从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认知和接受程度出发，选择了“amnesia失眠”和“elixir灵药”这一西方奇幻文学传统中常见的意象进行重构。这种译法消解了“忘魂汤”在中国民俗中的异质性与陌生感，将其自然融入英语文化的认知图式中，显著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与此同时，译者保留了“Granny Meng”这一具象人物称谓和“阎王”的文化符号，在整体译生化的基调中仍适度保留了异质元素，避免了文化信息的完全同化与流失。这种策略既体现了译者对目标语生态系统的主动适应，也反映出其在“译者中心”原则下对多重生态因素的协调：一方面确保译文在英语文化生态中的生存能力和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兼顾了源语文化的传递。因此，基于“规范译者行为”的要求，译者在译生化策略中实现了文化可接受性与部分异质性的平衡，既满足了跨文化交际的即时有效性，也为目标语读者保留了接触异质文化的可能，经受住了“事后追惩”的检验。
例7：现在，请君离开我的宿舍—我举起了一只前爪，做了个恭请的姿势[5]。
译文：Now I ask only that the gentleman leave my quarters. I rasied a front leg and saluted him [6].
原文中“请君离开我的宿舍”兼具礼貌语与动物叙事特有的幽默。葛浩文以“gentleman”对应“君”，既保留了原文中谦恭却带疏离感的语气，又符合英语中正式请求的表达式；而“quarters”一词虽较“dormitory”或“room”更正式，但恰当地暗示了动物巢穴的领域感。后续动作，译者未机械翻译“恭请”为“made a respectful inviting gesture”，而是选择“salute”这一在英语中兼具军事敬礼与日常致意功能的动词，简洁传达了动作与其传达的滑稽效果。这种处理消解了源语文化中“作揖”动作的特定礼仪异质性，转而激活目标语文化中类似的联想，确保叙事流畅性与幽默效果的传递。虽然是译生化策略的应用，但底层却是对源文本文学性中幽默感和叙事视角的忠诚，在跨文化交际层面有效传递了叙事意图，体现了规范译者行为的主体性与协调能力。
这一策略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文化损耗甚至文化误读。为了实现同化，译者不得不削平源语文化中那些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直接对应物的棱角，其结果往往是源文本文化独特性的流失和美学深度的浅表化。但是，译生化过程中的所谓“损耗”与“误读”，实则是一种文化对话的必然形态。因此，译生化策略的必要性在于它直面了跨文化传播的根本困境——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再现他者文化，却又必须通过不断尝试理解他者来丰富自身。这不是对文化完整性的背叛，而是文化在交流中保持生命力的必然途径。
综上所述，“原生化”策略将文本视为文化载体，其价值在于真实呈现源文化的“他性”，旨在通过引入文化差异性来挑战并丰富目标文化。相反，“译生化”策略则强调译文在目标文化生态中的适应性。它通过系统化改造源文本的异质元素，使其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与表达范式，确保交际的流畅性与即时可理解性。虽侧重于译语文化生态，但此策略可以首先实现原文本以另一种形式在译语文化生态中生存。二者共同构成了翻译活动的双重使命：无论是通过保持其原始特质，还是通过在新生态中的“重生”。没有绝对优越的策略，它们最终目标都是延续文本跨文化生命。这恰恰证明了翻译作为推动文化对话推动力的核心价值。在译者行为规范维度中，葛浩文在译前阶段首先深刻辨析源文本与目标语在文化、语言及交际生态层面的差异，并以此作为策略选择的基础。在策略选择层面，译者并未固守单一译法，而是在翻译阶段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根据具体语境、文化移植的可行性及交际意图，动态调整策略应用的“天平”——或偏向目标语文化的接受度，或侧重源文化异质性的呈现。在译后阶段，成功译者的价值恰恰体现于能否在“生存”与“存续”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经受住事后问责的检验，从而证明其最初的策略选择与行为模式符合行为规范。
4. 履行译者责任
“‘译者中心’论的更加理性和走向成熟主要呈现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是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导’，另一个是翻译伦理中的‘译者责任’。”[8]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尽管译者是“翻译群落”中的一员，与“翻译群落”中的其他成员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但其他成员都不直接参与翻译过程，也不具体实施翻译行为。因此，只有作为“翻译群落”代表的译者，才能够具体负责统筹协调“翻译环境”、“翻译文本”、“翻译群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通过“译者责任”来体现“境、本、人”关联互动、平衡和谐的翻译生态整体观。“显而易见，只有译者的翻译生态责任才能承担起来翻译的和谐统一与生态平衡，因为译者能够承担起翻译的生态责任，能够意识到译者与翻译群落其他‘诸者’、译者与原文和译文、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并能够处理、协调与解决好各种关系，实现翻译生态的和谐平衡。”[9]基于生态翻译学对译者责任的界定，以下将以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为例，具体分析译者如何在实践中协调其与“翻译生态环境”、“翻译文本”与“翻译群落”三者之间的关系。
例8：西门闹，你还闹吗[5]？
译文：Ximen Nao, whose name means West Gate Riot, is more rioting in your plans [6]?
译者首先展现出对翻译群落的目标语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责任。他敏锐地意识到“西门闹”这一名字中“闹”字所承载的双关意义，人名与其闹着伸冤的情节与故事背景相关。若直接音译，将完全丢失其文化语义，造成阅读障碍与叙事断层。因此，通过增补解释性成分“whose name means West Gate Riot”，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桥梁。与此同时，西门闹的音译加释义的翻译既传达了汉语的音也解释了汉语的意，达到了音意的统一，实现了原文在译文生态中的再生，正确处理了译者与源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关系。音译“Ximen Nao”、释义“West Gate Riot”和意译“rioting in your plans”是一种高度的“适应性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促成源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成功嫁接，避免因文化隔阂导致文本生命在异域生态中“水土不服”，体现葛浩文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介入与协调，维护了跨文化交际的整体生态平衡。最终，葛浩文成功地协调了作者意图、文本内涵、读者接受、文化差异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使译本最终成为一个既扎根于源语文化土壤，又能在译语文化生态中茁壮成长的新的生命体，实现了“人本境”的和谐统一。
例9：周文王被逼吃了亲生儿子的肉，吐出几个肉团子，变成兔子，奔跑而去[5]。
译文：King Wen of the Zhou was forced to eat the flesh of his won son. he spit out several lumps of meat, which turned into rabbits that ran away [6].
译者在面对周文王食子后“吐子”而产生“兔子”这一中国文化典故时，将“肉团子”直译为“lumps of meat”，“变成兔子”处理为“turned into rabbits”，并且没有解释兔子和吐子之间的谐音关系。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文本的文化基因与叙事特质，并且没有造成文化信息的冗杂和故事流畅度的断裂。这种选择首先体现的是对源文本文化的尊重和对译文生态的调节。与此同时，译者通过流畅自然的英语表达与合乎规范的句式结构，履行了对目标语读者的责任。虽然典故本身的文化内涵可能无法被完全领会，但译者通过清晰准确的叙述保证了基本情节的可理解性，使读者能够把握故事的叙事与情感。译者使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达到平衡，既丰富了目标语文化的多样性，又保持了源文本的文化完整性，实现了两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对话与交融。译者在此过程中扮演了文化协调者的角色，最终实现了“人本境”三者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统一。
例10：The Buddha said: Transmigration wearies owing to mundane desires; Few desires and inaction bring peace to the mind [6].
葛浩文在《生死疲劳》英译本开篇增译佛教箴言的行为，深刻体现了其作为译者对多重责任的履行。首先，这一处理不仅体现了译者对源文本精神内核的深度负责，而且通过增译对译本的文化生态进行建构。《生死疲劳》以佛教轮回观为叙事框架。葛浩文通过增译佛语，显化了这一潜藏的精神主线，彰显了译者对源语文化的尊重与其在译本中的传递责任。其次，这一增译反映了译者对目标语读者认知生态、出版社及市场的责任。宗教文化因素激活了读者对东方智慧的审美期待，又建立了与小说主题的联结。满足了西方出版市场对中国文学哲学性和异质性的期待视野，但同时使文本具备可接受性。葛浩文的英译采用简洁优雅的警句形式，如“Few desires and inaction bring peace to the mind”，既保留异域感又符合英语文学表达规范，避免了过度晦涩。通过佛经显化该小说的认知门槛，译者引导西方读者以更开放的姿态进入中国叙事，逐渐培养其对异质文化的接受能力。
在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的过程中，其译者行为深刻体现了对“境–本–人”三重关系的协调。在协调译者与翻译群落关系时，葛浩文充分考量作者意图、读者期待与出版生态的平衡。对莫言文学风格的忠实再现，体现了对创作主体的尊重；对文化负载词的选择性诠释，则显露出其对英语读者认知阈限的敏锐判断。这种策略既避免了文化信息的耗散，又确保了叙事的可读性，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群体的生态和谐。在处理原文与译文关系层面，通过保留源语文化的意象内核，维持了文本的文化基因；同时通过动态调整句式结构与修辞节奏，使译文符合英语文学规范。这种“存异”与“化同”的辩证统一，正是译者对文本生命跨文化延续的深层负责。最终，葛浩文通过构建源语与目标语文化的共生界面，实现了翻译生态环境的生态平衡。这种翻译实践充分证明译者唯有以生态责任意识贯彻全局，才能在多重关系网络中实现真正的平衡和谐。
5. 译者能力发展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基于“适应与选择”理论发展而来。“选择”与“适应”并不是单向的，翻译操作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也就是“天择”译者[4]。典型要件是翻译生态环境中最重要的元素。一般来说，在译者适应阶段，原文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典型要件”；在译者选择阶段，译者本身是翻译生态系统中的“典型要件”。文本作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首先对译者施加客观性选择，原语文本的内在的语言特征、文化基因与交际意图等共同构建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筛选机制。文本的语言复杂度要求译者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其文化负载符号形成译者文化资本积累的门槛，而特定的交际功能则预设了策略适配的文本转换需求。这种选择迫使译者必须跨越文本设定的客观门槛，获得参与翻译实践的“许可证”。这是文本对于根据译者能力进行选择。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生死疲劳》过程中，其译者能力的发展遵循生态翻译学的“适应–选择”机制，通过文化资本积累、动态翻译策略调整等路径实现能力提升去适应跨文化翻译环境，同时翻译实践本身又通过策略调整、文化学习等途径反哺其能力。
译者的文化资本是其参与跨文化交际的核心资源。葛浩文早期在台湾学习汉语的经历使其获得翻译的语言能力，随后翻译萧红、莫言等作家作品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因译作成功获得的象征资本，如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曾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葛浩文一个人的天下”、“中文小说翻译几乎是他一个人的地盘”[10]，共同构成其生态翻译的基础。在《生死疲劳》翻译中，他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能力，如采用延生化和简生化译法将“关帝庙”译为“the God of war temple”，把关帝的内涵意义进行延伸、多种象征意义进行简化。运用自然化译法将“玉皇大帝”译为“Supreme Daoist Jade Emperor”，保留其道家神仙特征。对于这些具有深层内涵，文化专有名词的正确阐释正是长期文化资本沉淀的体现。但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葛浩文在后期，尤其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加注重传达原文的异质性，‘存异’的幅度更大。葛浩文由早期的译生化逐渐向原生化翻译策略倾斜。早期翻译《红高粱家族》时多采用归化策略，而在《生死疲劳》阶段则转向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混合策略。”[11]
其翻译策略倾向的变化原因之一在于其翻译能力的动态成长，通过持续接触中国文学，“文化维”适应能力显著提升。在译者生态生存能力提升的过程中，译者生存环境也具有反哺效应，即译者在提升自身生存能力的过程中，其翻译实践所产生的环境反馈又会推动译者能力更新进步，形成良性循环。读者或目的语市场对异质文化的正向反馈正是其策略倾斜的第二个原因。译作影响力作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反馈信号，对译者的实践策略选择产生着深远影响。当译作在目标语文化场域中产生积极传播效果时，这种跨文化认可将转化为译者的象征资本。以葛浩文翻译莫言《生死疲劳》的实践为例，该译作通过“注释策略”的运用，在译入语文化获得认可。这种成功经验实质上构成了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策略的有效反馈。译者能力的提升本质上是其在翻译生态系统中持续适应与选择循环发展的产物。通过文化资本积累、策略调适，葛浩文实现了从“语言转换者”到“文化协调者”的跃迁。而翻译实践的反哺效应则进一步推动其译者能力发展。
6. 结论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框架，聚焦译者的生存、责任与能力三重维度，译者首先秉持生态伦理意识，以整体观照对待翻译活动，通过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度的创造性转化，维系跨文化生态系统的发展。其次，译者通过主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来规范自身行为。葛浩文通过在源语语境化与目标语语境化策略间的动态平衡，既充分发挥“译者中心性”的主导作用，又自觉接受“事后追责”的审视。伦理指导与实践行为统一实现译者“生存”；其次，译者通过统筹协调“境–本–人”三元关系履行其责任；最后译者能力的生态化发展一方面可以确保文本对译者的选择，另一方面可以改善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环境。
生存是责任与能力的基础，责任为生存指引方向并推动译者能力发展，能力则是实现生存与履行责任的手段。葛浩文通过其译者行为实现三者的共存。在维持异质性与实现适应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从而真正实现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与文本生命的跨文化延续。这一模式为处理复杂文学翻译提供了系统性路径。三者构成的动态循环指引译者：以生存意识规范行为边界，以责任意识协调多元诉求，以能力发展支撑文化传递，最终在复杂文学翻译生态中实现译本的生命延续与文化价值。葛浩文在西方读者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态智慧之间搭建对话桥梁。如同崔丞(2013: 49)所说“葛浩文通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如媒婆般把中美两种文化带到一个全新的空间——瑞典文化中，让两种文化都放下了自我中心的架子，在全新的空间里协商、对话，直到最终获得第三空间内某一群体的认可与共鸣，最终成就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12]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生存、责任与能力：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葛浩文译者行为研究——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摘要：本研究以《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从生存、责任与能力三重维度考察译者的行为实践，研究聚焦译者如何在原文与译文两个生态系统中协调源语与目标语的多重矛盾。在生存维度，译者通过践行生态伦理以及规范译者自身行为实现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在责任履行维度，译者有责任协调译者群落、文本和翻译生态环境三者关系；在译者能力维度，《生死疲劳》译本不仅体现了葛浩文的翻译能力，反之译本对译者能力发展也具有反哺作用。本研究以译者“生存–责任–能力”的生态互动为线索，揭示译者葛浩文作为文化中介，内化生态翻译伦理指导其规范自身行为以实现译者的“生存”；以责任意识贯穿其整个翻译行为；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其生态化翻译能力，译后通过翻译能力生态化发展进一步改善译者在翻译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在译者行为维度形成良性生态性循环，进而保证译本生命在目标生态环境中的生存与存续。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葛浩文，《生死疲劳》，译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