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actice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 Teachers in Modern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s disastrous defeat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rompted the country to tak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s the core path for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urvival. Owing to its matur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ultural affinity, Japan became a model for China to emulat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teachers deeply participa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dual influences of this phenomenon. It argues that the demand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and the promotion of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jointly facilitated the arrival of Japanese teachers in China. Their practices, centered on political hubs and coastal regions, focused on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girls’ school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ystem. They advan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educational concepts, innovated educational content,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and empowered women socially. There were also limitations. These included the “Japanization” of education, which undermined cultural autonomy,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female roles through the “Good Wife, Wise Mother” doctrine.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to inform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s.
1. 概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深陷内忧外患的困境，甲午战争的惨败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教育近代化成为救亡图存、重构国家人才体系的核心路径。在此背景下，东邻日本凭借明治维新成功构建的近代教育体系，以及与中国天然的文化亲缘性，成为中国效仿学习的重要样本。大量日本教习受中日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被聘请到中国并深度参与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建设，其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与产生的影响，成为理解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关键所在。
2. 日本教习来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日两国，在政治、社会与教育领域形成了推动日本教习进入中国女子教育领域的双向引力，这种引力既源于中国社会内部对教育变革的迫切诉求，也与日本对外战略布局及自身教育发展条件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日本教习参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历史基础。
从当时的中国来看，甲午战争的溃败不仅是军事与外交的失利，更暴露了传统教育体系与国家近代化需求的深刻矛盾。科举制度长期以古典文献研读为核心，缺乏实用科学技术与近代思想传播，导致国家难以培养出适应工业化与外交需求的人才，这一认知促使维新派将教育改革视为救亡图存的核心举措，并明确以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系为范本[1]。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扩张，但师资短缺问题随即凸显。传统塾师精通经史却缺乏近代学科教学能力，而本土近代师范教育尚未形成规模，急需具备系统近代教育知识的外部力量补充。与此同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虽遭遇西学冲击，却仍深刻影响社会认知，中国女子教育长期处于“无体系、无规范、无专职师资”的三无状态，既无法满足女性群体对知识的需求，也难以适应社会转型对女性角色的新期待，这一教育空白为日本教习的介入提供了现实空间。
从日本方面来看，明治维新后，日本不仅完成了从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构建起涵盖初等、中等、高等及师范教育的完整体系，更将教育输出纳入“大陆政策”的战略布局中[2]。日本提出的“清国保全论”，表面主张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以对抗西方列强，实则以帮助中国近代化为借口，通过教育输出渗透文化理念、培养亲日群体，实现对中国的间接影响[3]。在具体条件上，日本女子教育经过数十年发展已趋于成熟，下田歌子等教育家推动的良妻贤母教育模式形成实践范式，培养出一批兼具教育理论素养与教学经验的女性教习，如河原操子、服部繁子等，具备了向外输出教育模式与专业人才的能力，为日本教习来华参与女子教育奠定了人才基础。
3. 日本教习的具体实践
日本教习在华开展的女子教育实践，并非孤立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区域发展格局、教育改革需求深度绑定，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实践体系(见表1)。无论是空间分布上的集中性特征，还是在女子学堂建设、幼儿教育领域的具体探索，均体现了这一群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动逻辑，也折射出中日教育文化交流的早期形态。
表1. 日本人教习在中国的分布
地区 |
人数 |
地区 |
人数 |
地区 |
人数 |
京师 |
114 (6) |
江苏 |
100 (3) |
广东 |
45 |
直隶 |
148 (13) |
湖北 |
66 (3) |
贵州 |
6 |
山东 |
16 |
湖南 |
30 (1) |
云南 |
9 |
山西 |
27 (1) |
四川 |
66 (3) |
盛京 |
36 |
河南 |
3 (1) |
陕西 |
14 |
吉林 |
7 |
安徽 |
9 (1) |
甘肃 |
3 |
内蒙古 |
7 (1) |
江西 |
6 |
新疆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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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
32 (3) |
福建 |
2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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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根据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08~109页整理而成，括号内为重复统计的人数。
日本教习在华活动的空间分布，本质上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不均衡性的直接体现，其范围与密度始终与区域的政治地位、经济水平及教育开放程度呈正相关。据汪向荣的统计数据，京师、直隶、江苏三地的日本教习数量，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成为日本教习开展女子教育实践的核心区域。京师作为清朝政治中心，是教育改革政策的发源地，新式学堂建设起步早、规格高，对具备近代教育经验的教习需求最为迫切；广东、江苏作为沿海开放区域，受西方文化与日本近代化经验影响较早，经济基础雄厚，不仅能够承担教习薪酬、学堂建设等成本，社会对新式女子教育的接受度也远高于内陆地区，为日本教习开展实践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即便如内蒙古等部分内陆区域，因喀喇沁右旗亲王贡桑诺尔布等地方力量推动引入河原操子等教习，其实践范围也仅限于贵族阶层，未能形成广泛影响。整体而言，日本教习的空间分布格局，是中日双方需求、区域发展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变革从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梯度推进的基本态势。
在女子学堂建设这一核心领域，日本教习的核心行动逻辑是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女子教育体系引入中国，通过制度构建、课程设计与师资培养，推动传统女子教育向近代规范化教育转型。
上海务本女塾是维新派推动女子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河原操子作为核心教习，为学堂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她参考日本小学教育制度，结合学堂学生年龄跨度大、学力差异显著的实际情况，重构学级编制与教学安排，首次将日语、理科、体操等近代科目引入教学。日语课程注重实践会话能力培养，通过日常情景教学帮助学生在半年内掌握基础交流能力；同时增设图画、唱歌等科目，关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4]。1903年，河原操子进一步推动学堂设立师范科，培养中国早期女子教育师资，这一举措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早四年，成为地方女子师范教育的先驱。
内蒙古毓正女学堂是蒙古贵族推动近代女子教育的尝试，河原操子在学堂建设中同样以日本模式为核心。她起草《毓正女学堂章程》，将“发展知识、健全身体、培养高尚性情、奠定贤良基础”作为教育宗旨，这一宗旨与日本“良妻贤母”教育理念一脉相承[5]。教学中，她采用多级翻译教学模式解决语言障碍，确保日本近代知识有效传递；在裁缝等实践课程中，虽融合蒙古传统毛皮加工技术，但课程体系与教学规范仍以日本女子学堂为范本，核心目标是培养兼具近代知识与传统素养的贵族女性。
北京豫教女学堂的规范化建设由服部繁子主导，她直接参考日本《高等女学校令》构建学堂学制与课程体系。学堂分为寻常科与高等科，均实行四年制，寻常科开设修身、国语、算术、历史、地理等基础课程，高等科在此基础上增设理科与家政课程，课程设置与课时分配均与日本高等女学校高度契合[6]。服部繁子还编写《清国家庭及学堂用家政学》，系统梳理家庭卫生、育儿、社交礼仪等知识，其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源自日本家政学著作，成为清末女子学堂家政课程的重要教材，进一步推动日本女子教育模式在中国的传播。
在幼儿教育领域，日本教习将日本近代幼稚园制度与保育经验引入中国，通过创设教育机构、制定保育规范、培养专业师资，填补中国近代幼儿教育的空白，为后续幼儿教育体系的发展奠定基础，湖北幼稚园与天津严氏保姆讲习所的实践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湖北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园，户野美知恵作为教习，引入日本幼稚园的运营模式与保育理念。她参考日本1899年颁布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制定《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明确“通过体育维护幼儿健康、通过智育开发幼儿潜能、通过德育规范幼儿言行”的保育目标，这一目标与日本幼稚园促进幼儿身心健全发展的宗旨一致[7]。教学实践中，户野美知恵引入日本童谣与集体游戏，将日本经典童谣改编为中文版本教给幼儿，通过唱歌、游戏、手工等一体化教学培养幼儿综合能力；同时引入日本幼稚园的管理规范，对幼儿日常行为与课堂纪律进行系统引导。为解决幼儿教师短缺问题，幼稚园还附设保育科，招收15至40岁女性学员，教授保育原理与实践技能，培养模式参照日本保姆培养机构，学员毕业后主要从事幼儿保育工作，成为中国早期幼儿教育的骨干力量。
天津严氏保姆讲习所是专门培养幼儿教育人才的机构，大野铃子在讲习所的教学与管理中深度借鉴日本经验。她参考日本保姆讲习所的课程体系，开设保育法、音乐、体操、手工等课程，其中保育法课程以日本保育学理论为核心，系统讲解幼儿生理特点、保育原则与教学方法；音乐与体操课程引入日本幼儿教材，注重通过艺术与运动培养幼儿的感知能力与身体素质。教学模式上，大野铃子采用“半日理论授课、半日实践教学”的方式，让学员在附属蒙养院进行实地操作，将理论知识与保育实践结合，确保学员掌握专业技能。讲习所创办三年间，培养二十余名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多进入京师、直隶地区的蒙养院任教，将日本幼儿教育经验应用于实际教学，推动中国近代幼儿教育的初步发展[8]。
4. 日本教习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推动与制约
日本教习以外来实践者的身份深度介入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变革，其活动既打破了传统女子教育的封闭性，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完成从家庭私教向近代公共教育的初步转型，也因自身立场局限与时代条件约束，为女子教育的长远发展埋下结构性隐患，形成建设性与局限性交织的双重效应，这一效应贯穿于教育理念、内容、制度及社会影响的多个维度，深刻塑造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转型轨迹。
在积极推动层面，日本教习首先实现了女子教育理念的近代转型。女子教育价值从伦理附属到国家需求的认知升级。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认知下，女性受教育的合法性长期被否定，而日本教习引入的良妻贤母主义，通过与《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度结合，将女子教育与国家救亡图存的目标绑定。在教育内容革新层面，日本教习推动课程体系从单一女德向多元实用转型，构建起近代女子教育的知识框架[9]。传统女子教育以女红、女德为核心，知识维度单一，而日本教习通过引入日语、数学、物理、地理等学科，填补了女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育的空白，使女性得以接触近代学术体系；同时增设家政、裁缝、卫生等实用课程，如下田歌子的《家政学》系统梳理家庭管理、育儿、卫生保健等知识，成为清末女子学堂的核心教材。此外，图画、唱歌、体操等科目的引入，打破了传统教育对女性的单一塑造，开始关注女性的身心全面发展，推动女子教育向综合素质培养转变。在社会影响层面，日本教习的实践为女性社会角色拓展与性别观念革新提供了现实路径。一方面，女子师范教育与幼儿教师培养的开展，为女性开辟了职业教师这一社会角色，湖北幼稚园保育科、严氏保姆讲习所的毕业生进入各地教育机构任教，打破了女性无职业的传统认知，推动女性从家庭依附者向社会劳动者转变[10]；另一方面，新式教育催生了以秋瑾为代表的知识女性群体，她们通过接受近代知识教育，形成对性别平等、社会变革的认知，进而通过创办《中国女报》、参与革命活动等方式，突破家庭女性的传统定位，推动女性社会意识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觉醒转型，为后续女性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与人才基础。
在消极制约层面，首先表现为教育文化自主性的弱化。日本教习主导的“日本化”教育模式，导致中国近代女子教育陷入文化依附困境，削弱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自主发展能力。从性别角色定位维度看，良妻贤母主义教育虽突破传统女德教育，却仍将女性角色限定于家庭领域，形成对女子教育的目标窄化，制约了深层变革的实现。从教育自主性维度观察，日本教习的实践受限于日本“大陆政策”的战略需求，使其教育活动带有隐性扩张色彩，影响了中国女子教育的自主发展方向[11]。日本教习的派遣并非单纯的教育援助，而是与日本扩大在华影响力的战略目标紧密绑定，清国保全论的提出为其以教育为手段渗透文化理念、培养亲日群体提供了借口。试图通过教育塑造中国女性对日本的文化认同，这种战略化的教育介入，使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在发展初期便偏离纯粹教育目标，制约了女子教育的独立与健康发展。
5. 结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教习，作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转型期的重要参与者，其在华实践既体现了中外教育交流的历史必然性，也暴露了外来教育经验本土化过程中的复杂矛盾。他们通过引入近代教育理念、构建规范教育体系、培养专业师资，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初步转型，为女性社会角色拓展与性别观念革新奠定了基础；但同时，教育模式的过度“日本化”、女性角色的家庭定位固化，也为女子教育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这段历史表明，外来教育经验的引入并非简单的复制移植，而需与本土文化传统、社会实际需求深度融合，才能实现教育变革的良性发展。这一启示不仅对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今中外教育交流与女子教育的公平、全面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清末日本教习参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实践与影响
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甲午战争惨败与科举制度废除推动中国将教育近代化作为救亡图存核心路径，日本因成熟的近代教育体系与文化亲缘性成为中国效仿样本，大量日本教习深度参与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建设。本文从历史背景、实践路径与双重影响三方面展开研究，指出中国国内教育变革需求与日本对外战略推动共同促成日本教习来华；其实践以政治中心与沿海区域为核心，围绕女子学堂规范化建设与近代幼儿教育体系构建展开；虽推动女子教育理念突破、内容革新、制度奠基与女性社会赋能，但也存在教育“日本化”，削弱文化自主性，“良妻贤母”主义固化女性角色等局限。研究旨在为理解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转型与当今中外教育交流提供借鉴。
关键词：日本教习，中日教育，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