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ivation of “Dual-Leaders” as Teachers’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Log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the cultivation of “Dual-Leaders” (simultaneously serving as academic backbones and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among teachers’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faces dual transformations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governance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a,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shaping mechanism of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on the Party building ecology, revealing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security risks, technological literacy gaps, and inter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ncountered by local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igital-intelligent cultivation requires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culture,” achieving a leap from digitization to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deep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averse scenario reconstruction, and university-loc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 study proposes strengthening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of Party affairs data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intelligent competency certification system,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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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H.P. and Huang, H.M. (2025) Cultivation of “Dual-Leaders” as Teachers’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Log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2, 1-12. doi: 10.4236/oalib.1113927.

1. 引言

高校教师党支部是高校党的基层组织,是贯彻党的教育路线的战斗堡垒,是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教师党员的基本单位,起着团结和联系广大教师的纽带作用[1]。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做好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基础在党支部,重点在教师党支部,关键在教师支部书记[2]。所谓“双带头人”,指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既要成为党建带头人,也要成为学术带头人,“一肩双挑”,在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学术探索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领航、示范的“头雁”[3]。“双带头人”要具有党务工作与学科建设工作统筹推进的能力,在抓业务工作中能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把思想教育、政治建设等融入教学科研工作;在抓党建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把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转化为推进中心工作的强大驱动力,实现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双向促进提升[4]。高校落实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可以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增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话能力,是高校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有效方法,为坚持高校办学方向提供了政治保障[5]

在数智技术深度重构社会治理范式的时代背景下,当前高校党建工作正经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深刻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地方高校作为区域高等教育的主体,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任务,其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机制既需回应国家战略要求,更需破解地域资源约束、学科交叉融合不足等现实困境。此外,数智技术的颠覆性影响正在重塑高校党建生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技术手段,不仅为党员行为分析、组织生活创新提供了新工具,更推动党建工作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治理”跃迁。然而,地方高校在技术应用中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党务数据碎片化、技术适配性不足等矛盾凸显,导致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现象未能根本解决。然而,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要成为党务工作能力强、教学科研基础扎实的“双带头人”,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实现基层教师党支部作为党组织堡垒和教学、科研发展协同推进的重要力量,发挥两方面的融合与促进作用,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务必关注的问题[6]

本文采用“理论建构–跨案例分析–模型提炼”的混合研究路径。在理论层面,基于政治与学术辩证统一的分析框架,运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数智时代党建变革的核心议题,整合政治学、教育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视角,构建“技术–制度–文化”协同分析模型。在实践层面,选取3所地方医科院校(赣南医科大学、西南医科大学、长治医学院)作为典型案例,通过深度剖析其“双带头人”培育中的技术应用场景,提炼数智化转型的共性规律与差异化特征。研究既非纯概念演绎,亦非量化实证,而是通过理论抽象与案例合成的双向互动,形成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指导性的分析结论。

2. 数智时代“双带头人”培育的逻辑

2.1. 数智时代的本质特征与党建变革

2.1.1. 数智时代特征分析

数智时代以数字化与智能化新技术发展为核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思维与技术应用为支撑的时代。新技术主要是指“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AI)技术后形成的技术手段和工作系统”[7],其快速迭代发展对医学教育形态与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数智的定义仍未形成一致定论。不过,已有研究从数智的相关概念和构成要素入手展开了初步探究。不同学者因其研究目的各异致使研究对象存在不同差异,因而对数智相关概念及其构成的阐释和认识也不尽相同。孙建军等认为数智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思维和技术应用,从小数据转变为大数据,然后变为智慧数据[8]。王秉认为数智概念具有数据智能、数智化、数智技术与数字智商多重含义,即数智是指拥有数字智商的人运用数智技术获取和生产数据智能来提供依据支撑实现数智化[9]。数智化,作为“数字化 + 智能化”的有机统称,是数字智慧化与智慧数字化双向驱动的融合性概念。在信息技术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与智能化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深度交融的态势,催生出虚实协同共生、多模态人机交互、全域智能检测等一系列显著特性。从数智化的内在结构剖析,数据智能构成了数智化体系构建的关键支撑要素。数智化的核心任务,是基于系统性思维对数智数据展开收集、整合及创新性开发,以此全方位驱动数智技术的持续迭代演进与广泛应用拓展。在此进程中,数字智商的培育与提升成为推动数智化发展不容忽视且极为关键的一环。数字智商作为衡量个体运用数智技术、创造数据智能能力的关键指标,在组织与个体层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反映了个体在数智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更是组织实现数智化转型的人力基础。数智技术作为达成数智化目标、培育数据智能的核心手段,在组织变革进程中占据着关键地位。组织借助数智技术的运用,能够引发工具层面的革新,有力推动服务创新活动,进而实现从传统智能服务模式向智慧数据服务模式的转型升级。这一过程,即数智赋能,涵盖数字化、数据化与智慧化三个层次,其核心在于借助技术手段提升组织的服务绩效,增强组织在市场环境中的适应性与竞争力。数智融合则是云计算、大数据与AI等前沿技术的全方位深度融合,旨在充分释放AI与数据的潜在价值,加速组织数智化转型升级的进程。通过数智融合,组织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流程的高效再造以及决策的智能化升级,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数智融合与数智赋能皆促使组织主动接纳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此过程中,组织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提升用户体验、优化业务流程等举措,达成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智化本质上兼具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双重属性,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创新,数智化的内涵也将持续丰富与深化。未来,数智化将在更多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1.2. 数智时代特征与党建变革

(1) 技术驱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重塑党建生态

数智技术的深度渗透正在重构高校党建的底层逻辑,形成以数据为核心、以智能为导向的新型治理范式。大数据、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技术不仅优化了党建工作流程,更推动了党建生态的系统性变革。首先,大数据成为精准化治理的底层支撑。大数据技术通过对党员行为数据的全维度采集与深度分析,实现了党建工作的精准化升级。其次,AI转化为智能化决策的核心引擎。AI技术通过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赋能党建工作的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最后,区块链转变为可信化治理的技术基石。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与智能合约技术为党建工作提供了不可篡改的信任保障。然而,技术应用中仍存在数据孤岛、算法偏见等问题,需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与伦理审查体系加以解决。

(2) 治理转型:从科层制到分布式的组织形态演变

数智时代的组织变革要求高校党建突破传统科层制束缚,构建更具弹性与协同性的分布式治理体系。这一转型体现在组织架构、权力配置与资源整合三个层面:一是组织架构:从层级化到网络化。传统科层制下,高校党建呈现“校党委–院系党委–党支部”的垂直管理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滞后、基层活力不足等问题。数智时代推动党组织向“分布式网络”转型,通过跨部门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二是权力配置:从集中化到扁平化。分布式治理要求权力重心下移,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自主权。在“双带头人”培育中,可建立“基层需求–校级统筹–跨部门响应”的联动机制,允许教师党支部自主设计培育方案,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资源的动态调配。三是资源整合:从碎片化到一体化。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党建资源的条块分割,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融合、校内校外联动”的资源整合模式。分布式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激发基层党组织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然而,这一转型需警惕“去中心化”可能导致的组织离散化风险,需通过强化政治引领、完善考核机制等手段加以平衡。

2.2. 数智时代与“双带头人”培育的逻辑关联

2.2.1. 内在逻辑:遵循政治与学术辩证统一机理

“党建带头人”与“学术带头人”角色分别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学术属性,此二者的关系是政治与学术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这一场域中的具体演绎。因此,“培育工程”遵循政治与学术辩证统一的机理,通过将“党建带头人”与“学术带头人”两个身份在一个人身上统合起来,切实实现政治与学术的融合互促,在党建工作引领推动下实现高校整体持续健康发展[10]。从治理现代化视角看,“双带头人”培育遵循“政治引领–学术支撑–治理增效”的协同逻辑。一方面,政治属性要求党支部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确保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另一方面,学术属性赋予党支部书记以专业权威带动基层治理,实现政治引领与学术创新的双向促进。在数智时代,这一辩证关系被赋予新内涵:大数据技术通过构建“政治素养–学术能力”双维度评估模型,实现政治表现与学术业绩的量化融合;区块链技术通过培育过程全溯源,确保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同步落地。这种技术赋能使政治与学术的辩证统一从理念层面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流程,为地方高校破解“两张皮”难题提供了数智化解决方案。

2.2.2. 时代逻辑:契合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形势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时代逻辑,深植于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历史方位,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重要论述在基层党建领域的实践转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一战略部署要求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与教育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从发展动因看,数智时代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呈现三重转型需求:一是治理范式转型,要求基层党建从经验管理转向数据驱动,通过大数据实现党员能力动态评估;二是人才培养转型,需要将政治引领融入学术培养全过程,通过“双带头人”引领实现德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三是服务功能转型,地方高校需依托“双带头人”的学术影响力对接区域发展需求。在数智技术赋能下,这一时代逻辑衍生出新的实践内涵: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分析教师党支部书记的学术轨迹与党建表现,生成个性化培育方案;区块链技术确保培育过程的透明可追溯,契合内涵式发展对治理精细化的要求。教育部《高校数字党建工作指南(2024)》明确提出,要“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为地方高校在数智时代深化“双带头人”培育提供了政策遵循。这种时代适配性表明,该工程不仅是基层党建的创新举措,更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2.2.3. 理论逻辑:符合党的政治领导力理论导向新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强调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1]。现有研究对于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指出了三条路径:政治领导力统领论、干部领导力提升论和党组织建设论,其中,干部领导力提升论主张围绕党员干部的选拔与培养,从思想根源和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升党的领导力[12]。党的政治领导力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能力,其理论内涵在数智时代被赋予新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论断从本质上规定了高校“双带头人”培育必须以政治领导力提升为根本遵循。在高等教育场域,这种领导力具体表现为通过“双带头人”机制将党的教育方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将政治要求融入专业教学标准,彰显了政治领导力的实践转化能力。从干部领导力提升论视角看,“双带头人”培育遵循“政治素养–专业能力–治理效能”的三阶提升逻辑。地方高校“双带头人”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少数”,其政治领导力的提升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政治引领力,强化党支部书记对政治方向的把控能力;二是组织动员力,借助数智技术构建“党员–群众”联动网络,实现政治号召的精准传导;三是学术转化力,将政治要求融入学科建设。数智技术为政治领导力理论注入新的方法论内涵。大数据分析通过构建“政治表现–学术贡献”关联模型,实现干部领导力的量化识别;区块链技术通过培育过程全存证,确保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同步考核。这种技术赋能使政治领导力从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工具,为地方高校落实“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的培育要求提供了科学路径。

2.2.4. 组织逻辑:迎合高校基层党组织变革新方向

邓小平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13], p. 104)。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组织逻辑,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政治属性与学术属性在数智时代的结构性重构。一是基层治理组织的学术生产属性再定位。高校基层治理组织作为知识生产与学术创新的基本单元,其运行逻辑天然与学科专业发展深度绑定。以医科大学为例,临床科室党支部不仅承担着医疗服务的社会责任,更需在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中发挥引领作用。这种双重属性要求“双带头人”培育必须突破传统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困境,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的耦合。二是数智技术驱动的组织形态变革。数智时代的技术革新正在重塑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形态与功能。一方面,分布式网络技术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层级壁垒,形成扁平化治理格局;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通过培育全过程溯源,确保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同步落地。这种技术赋能使基层党组织从“垂直管理”转向“网络协同”,从“经验治理”转向“数据治理”。三是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组织动能激活。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将改革主体责任压实到基层治理终端。教育部“强国行”专项行动明确要求“双带头人”通过党建联建、科技赋能等方式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与高校基层治理组织的学术生产属性高度契合。

3. 地方高校“双带头人”培育的新挑战

3.1.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党务数据的敏感性风险

数智时代党务数据的“政治属性 + 业务属性”双重特征,使地方高校面临复合型安全挑战。党务数据涵盖党员政治审查材料、组织生活记录、培育考核结果等核心信息,其泄露可能直接威胁政治安全与组织稳定。制度层面,尽管《数据安全法》要求建立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但地方高校普遍存在“密级划分粗放、业务分类模糊”问题。以医学院校为例,实际党建工作中将教师党支部书记的政治表现数据与科研经费使用数据混存于同一数据库,未实施差异化加密,导致数据泄露风险倍增,如此现象并非鲜见。技术层面,区块链存证、隐私计算等先进技术在地方高校的落地存在“成本高、适配难”困境。实践层面,医学院校还面临“党建–医疗数据隔离墙”构建难题。例如,西南医科大学麻醉科党支部在开展“手术直播 + 党课同频”活动时,需同步处理患者隐私数据与党务公开数据,若未建立严格的访问权限控制,易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更严峻的是,生成式AI在党建决策中的应用可能放大数据安全风险。

3.2. 技术鸿沟:地方高校教师的数字素养差异

地方高校教师的数字素养呈现显著的“代际断层”与“学科分化”特征。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表明,15年以上教龄教师在数字化应用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青年教师,且教授群体在数字社会责任维度得分明显高于讲师。这种差异在医科院校尤为突出:临床教师因长期专注诊疗实践,对AI党课设计、区块链党务管理等工具的掌握度普遍不足;而基础医学教师虽具备较强的技术接受度,但在政治理论数字化转化方面存在短板。培训机制失效是技术鸿沟加深的主因。多数地方高校仍采用“一刀切”的集中培训模式。更严重的是,部分教师存在“技术工具论”认知偏差,将数字素养等同于软件操作技能,忽视数据伦理、算法透明等深层次能力培养。例如,某高校教师在使用AI生成党课讲稿时,未对内容进行政治把关,导致出现理论表述偏差。激励机制缺位进一步固化了技术鸿沟。当前地方高校普遍未将数字素养纳入“双带头人”考核体系。这种制度设计使得中老年教师缺乏提升数字素养的动力,形成“低能力–低参与–低评价”的恶性循环。

3.3. 组织形态变革:跨学科、跨部门党支部的管理难题

数智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呈现“学科交叉化、空间虚拟化”特征,对传统垂直管理模式构成挑战。虚拟党支部的管理困境更为突出:因缺乏线下情感联结,组织生活参与率不高,且存在“线上发言政治把关难”问题。制度适配滞后是管理效能低下的根源。现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未明确跨学科党支部的职责边界,易导致高校出现“党建责任推诿”现象。考核体系的“一刀切”问题同样严重:一些高校对所有党支部采用统一的“三会一课”频次要求,未考虑跨学科党支部因业务差异导致的活动组织难度。技术赋能不足加剧了管理复杂性。多数地方高校尚未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双带头人”培育系统与科研管理系统数据未打通,导致教师党支部书记的学术影响力评估需人工整合多源数据,效率低下且易出错。更关键的是,虚拟党支部缺乏有效的过程监管工具,若未设置发言敏感词过滤功能,易出现不当言论传播事件。

4. 数智时代“双带头人”培育的前瞻

4.1. 未来趋势: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跃迁

4.1.1. 人工智能在党建决策中的深度应用

一是智能决策系统的场景化嵌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与知识图谱技术,构建覆盖“双带头人”培育全周期的智能决策系统。例如,基于DeepSeek大模型开发的党务智能分析平台,可自动解析教师党支部书记的政治表现数据、学术影响力数据及培育考核记录,生成个性化培育方案。二是动态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双带头人”培育风险评估模型。这种“数据感知–智能研判–精准干预”的闭环机制,使培育过程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三是生成式AI的创新应用。AIGC技术正在重塑党建内容生产范式。在医学院校,AI可辅助设计“手术直播 + 党课同频”场景,如西南医科大学麻醉科党支部将手术过程中的团队协作精神与党性教育结合,通过AI实时生成教学案例库,实现“技术精进”与“政治淬炼”的双向提升。

4.1.2. 元宇宙技术重构组织生活场景

一是虚拟党建空间的沉浸式交互。元宇宙技术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构建“虚实融合”的组织生活新场域。“开放学习元宇宙”可设置虚拟党建活动室,教师党支部书记可通过数字分身参与跨校区“三会一课”,在虚拟红色纪念馆中进行党史知识竞赛,系统自动记录学习轨迹并生成能力评估报告。二是跨学科协作的数字化协同。针对医学院校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元宇宙可构建“党建–科研”协同平台。三是组织生活的游戏化设计。游戏化机制提升党员参与度。这种设计尤其契合青年教师的数字原住民特征,使组织生活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创造”。四是国际化党建的元宇宙探索。元宇宙为高校党建的国际传播提供新路径。医科大学可与海外高校共建的“元宇宙联合实验室”,在虚拟场景中开展医学伦理研讨与红色文化体验,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党建话语体系。

4.2. 风险防控:构建数智化党建的安全屏障

党务数据分级分类管理机制是构建数智化党建安全屏障的核心。数智党建的安全基石在于构建科学的数据治理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密级 + 业务”双重分类框架实现党务数据的精准化管理。《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要求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地方高校需结合党建工作实际,将党务数据划分为核心、敏感、普通三类,并配套差异化的技术防护与制度规范。一是制度设计:双重分类标准与责任主体。密级分类以数据泄露可能造成的政治风险为依据,将党务数据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例如,党员政治审查材料、党组织重大决策记录等涉及政治安全的核心数据需定为绝密级,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全流程存证,确保操作痕迹不可篡改。业务分类则基于数据应用场景,涵盖组织建设、党员管理、廉政监督等八大业务域。二是技术实现:分层防护与智能治理。核心数据采用“区块链 + 零知识证明”组合方案,将权力运行全链条上链,每个操作生成唯一哈希值并同步至监督节点,实现“过程留痕–异常预警–责任追溯”闭环。敏感数据依托联邦学习与同态加密技术。普通数据通过智能分析平台实现动态治理。三是风险防控:全生命周期管理。事前审查建立数据分级分类清单,明确各层级数据的访问权限与使用规则。事中监控运用态势感知技术实时监测异常行为。事后追溯依托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构建审计链。AI技术的党建应用需建立全流程伦理管控。地方高校可设立“AI党建伦理委员会”,对能力评估模型、资源分配算法等进行事前审查、事中监控、事后审计。

4.3. 长效机制:推动数智化培育的可持续发展

数智化培育的可持续发展需突破技术工具化、制度碎片化、资源孤岛化困境,构建“技术–制度–文化”协同创新生态,完善能力认证体系,深化校地协同机制,形成系统性、持续性的培育范式。

一是建立“技术–制度–文化”协同创新生态。首先,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向耦合。构建“区块链 + 隐私计算”的党务数据治理体系,参照《数据安全法》建立“密级 + 业务”双重分类标准。例如,医科大学可将教师党支部书记的政治审查材料(核心数据)通过区块链存证,确保不可篡改;将临床科研与党建履职数据(敏感数据)通过联邦学习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既满足学术研究需求,又保护隐私安全。制度层面需建立动态适配机制,地方高校可借鉴其“政策引导–技术落地–效果评估”闭环管理模式,制定《数智化党建技术应用规范》,明确AI党课设计、元宇宙组织生活等场景的技术标准与操作流程。其次,文化浸润与技术伦理的共生共融。培育“数字党建共同体”文化认同,将数据伦理、算法透明等纳入“双带头人”培训体系。同时,构建“党建数字文化图谱”,如医学院校可开发“医学伦理 + 红色基因”的元宇宙场景,将手术团队协作精神与党性教育结合,形成“技术精进–政治淬炼”的文化闭环,如图1所示:

1. “技术–制度–文化”协同创新生态

二是完善“双带头人”数智化能力认证体系。首先,构建分层分类的能力框架。参照欧盟《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2.2版的“四级八段”分类法,结合医学院校特点,构建包含“数字基础能力–专业应用能力–战略创新能力”的三维认证体系。例如,临床教师需掌握AI辅助党课设计、医疗数据隐私保护等专业能力;基础医学教师需具备跨学科数据建模、元宇宙科研协作等创新能力。认证标准可细化为:初级水平能使用基础党建工具,中级水平可整合临床数据与党务管理,高级水平可主导数智化培育项目,专业水平能制定区域数智党建标准。其次,动态评估与持续发展机制。建立“培训–认证–再提升”的螺旋式发展路径。地方高校可联合科技企业开发“数智党建能力认证平台”,采用“理论测试 + 场景模拟 + 项目实践”的多元评估模式。例如,教师党支部书记需在平台上完成“AI生成党课讲稿的政治把关”“虚拟党建空间的组织生活设计”等任务,系统自动生成能力雷达图,为个性化培训提供依据。认证结果可与职称评审、评优评先挂钩,形成“以认证促提升”的激励机制。

三是构建校地协同的数智党建共同体。首先,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机制。建立“高校–地方政府–企业”三方协同平台,实现技术、数据、人才的跨域流动。医科院校可借鉴其“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对接模式,与地方医院、科技公司共建“数智党建联合实验室”。其次,区域化数智党建生态建设。打造“校地数据共享枢纽”,打破信息孤岛。地方高校可联合区域内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构建“数智党建云平台”,实现党务数据互通、组织生活互享、培育资源互用。同时,设立“校地协同创新基金”,支持跨区域数智党建项目,如长治医学院“第一村医”通过校地联动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农村,其“1111”保障机制(1个工作队、11家医院支撑、1个小组辐射1个乡镇、1名村医驻守1个行政村)与“115”工作格局(1个小组覆盖1个乡镇、5项核心任务)可复制到数智化培育场景,推动区域党建质量整体提升。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综上,数智时代地方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逻辑包括三重维度:一是技术驱动维度:大数据、AI与区块链技术通过精准画像、智能决策与可信存证,推动党建从经验治理转向数据治理。二是治理转型维度:组织形态从科层制向分布式网络演进,通过“党建–科研”联动打破层级壁垒,形成扁平化治理格局。三是政学融合维度:政治与学术通过“双带头人”机制实现辩证统一,实现党建与学术双向促进。数智时代地方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包括:一是数据安全复合型风险:医学院校临床数据与党务数据交织,存在合规风险。二是数字素养代际断层:临床教师对AI党课设计等工具掌握不足。三是跨学科组织管理困境:虚拟党支部因缺乏线下联结导致组织生活参与率不足。数智化培育的前瞻路径:一是技术跃迁路径:人工智能通过DeepSeek大模型生成个性化培育方案,元宇宙技术构建“红色手术室”等沉浸式场景,实现党建与医学实践融合。二是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密级 + 业务”双重数据分类机制,核心数据采用区块链存证,敏感数据通过联邦学习实现“可用不可见”。三是长效发展机制:构建校地协同的“数智党建云平台”,实现资源跨域整合。

5.2. 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数智时代地方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未来研究仍需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研究维度拓展:开展多区域、多类型高校的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地域资源禀赋下“双带头人”培育的差异化路径。追踪数智技术长期影响,如元宇宙党建对组织认同的深层作用机制,建立跨年度纵向研究模型。二是实践机制创新:探索“数智领导力”认证体系与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的挂钩机制,如参照欧盟数字素养框架制定医科院校专属标准。深化校地协同的实证研究,如基于“第一村医”模式,构建医疗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数智化联动模型。三是理论体系完善:构建“数智党建学”理论框架,整合政治学、计算机科学与教育学理论,形成跨学科研究范式。聚焦AI伦理与党建政治属性的平衡机制,建立“技术–政治”双维度评估模型,防范算法偏差对党建方向的影响。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赣南医科大学党建研究项目“新时代地方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YDJKT.ZD-2024001)。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数智时代地方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逻辑、挑战与前瞻

摘要:数智时代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面临技术赋能与治理转型的双重变革。本研究基于政治与学术辩证统一的理论框架,系统剖析数智技术对党建生态的重塑机制,揭示地方高校在培育过程中面临的数据安全风险、技术素养鸿沟及跨学科组织管理等现实挑战。研究发现,数智化培育需构建“技术–制度–文化”协同生态,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元宇宙场景重构及校地协同机制,实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跃迁。研究提出,未来需强化党务数据分级管理、完善数智能力认证体系,为地方高校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数智时代,地方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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