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Humanities Strategy for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
1. 前言
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版图正在被数字技术深刻重塑。在这场变革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运也迎来了新的篇章。当京剧的唱腔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在纽约回响，当苏绣的针法借助人工智能在巴黎重现，数字人文、全球南方与战略性文化外交的交汇，为我们理解和应对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中国非遗国际化的数字人文方法既代表了对传统西方主导文化交流模式的出离，也是通向更加公平的南南文化合作的潜在路径。这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更新，更是文化传播理念的根本转变。然而，这条道路并非坦途——数字殖民主义的阴影依然笼罩，技术与文化的张力持续存在，如何在保护文化根脉的同时拥抱创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兴起，为我们重新审视国际文化交流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工具。它不再是“第三世界”的委婉说法，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认识论立场和发展路径选择。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而言，如何在数字时代既保持文化自信又避免文化自闭，既推动文化走出去又防止文化被异化，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创新性的数字人文策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文化交流新秩序？通过对理论脉络的梳理、技术路径的探索、政策实践的分析和国际经验的总结，本文试图为这一宏大命题提供合适思路。
2. 数字殖民主义的幽灵与全球南方的文化觉醒
在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中，技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权力的不对等依然存在，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运作着。Nothias敏锐地指出，数字殖民主义包含六个直接影响文化遗产国际化的核心特征：权力集中不均、暴力和伤害、榨取、依赖、文化帝国主义和仁慈话语[1]。这一理论框架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当代数字文化交流中那些被精心包装的权力关系。
当非洲的传统音乐被上传到西方的流媒体平台，当拉美的手工艺通过国际电商销售，表面上看是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但背后往往是文化资源的单向流动和价值的不平等交换。平台掌控着算法，制定着规则，决定着什么样的文化内容能够被看见、被推广、被变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原生社区往往成为被动的内容提供者，而非主动的文化传播者。过去十年间，全球南方的数字权利运动风起云涌，从印度的数据主权倡议到巴西的平台监管立法，从非洲的本土社交媒体兴起到东南亚的数字文化保护行动，这些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提醒我们，数字时代的文化交流不应该重复殖民时代的老路。
全球南方概念本身已经从“第三世界”的同义词演变为代表新兴大国和替代发展模式的地缘历史框架[2]。这种概念演变背后，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文化自觉意识的集体觉醒。许多习以为常的做法其实充满问题：为什么文化交流总是单向的？为什么技术标准总是西方制定的？为什么平台规则总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南方城市在文化发展中的创新实践。从墨西哥城的数字艺术节到开罗的虚拟博物馆，从孟买的社区媒体到雅加达的文创园区，这些城市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什么是新时期的文化发展[3]。对中国而言，这些实践经验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数字强国，中国在全球文化版图中占据着独特位置。一方面，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非遗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已经从跟跑者变成了并跑者甚至领跑者。这种双重优势如果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模式——既不是西方式的文化输出，也不是防御性的文化保守，而是基于平等、互惠、共享原则的文化交流。
然而，道路的选择从来都不是轻松的。在实践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文化同质化风险，必须坚决抵制平台垄断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必须积极探索技术主权与文化主权相统一的实现路径。不是要拒绝数字化，而是要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数字化道路。
3. 技术革新与文化传承的双重变奏
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合成体。在数字时代，这种复杂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近年来，技术革命正在文化遗产领域悄然发生，改变着我们保护和传承文化的方式，并重新定义了文化本身的内涵。对于技术革命，首先要明确技术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成功的数字化不是简单地把技术强加给文化，而是要找到技术与文化的共振点。感知沉浸、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享乐动机——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都直指文化体验的提升。
顾绣的数字化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的范本。顾绣起源于明代江南，曾经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传统的学徒制培养周期长、成本高，年轻人望而却步。但当虚拟现实技术介入后，通过高精度的动作捕捉和三维建模，绣娘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针法都被完整记录下来。研究结果揭示，感知沉浸和社会影响是鼓励数字非遗采用的关键变量[4]。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反复练习，不用担心浪费昂贵的材料，也能得到即时的反馈。元宇宙的兴起为文化遗产保护打开了另一扇大门[5]。你可以在虚拟空间里漫步在宋代的汴京城，可以亲手体验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可以与千年前的工匠进行对话。从泰国的大城府到缅甸的蒲甘，从中亚的丝路古城到中国的敦煌莫高窟，一个个文化遗产正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人工智能的介入让这场变革更加深刻。人工智能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进，直指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包容性和创新问题[6]。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修复残缺的文物，预测文化遗产的保护需求，还能够将传统艺术形式转化为多模态。比如，人工智能体可以分析数千幅传统绘画，理解其中的构图规律和美学原则，进而协助艺术家创作新的作品。但技术创新的意义远不止于工具层面，来自全球南方的数字人文学者提出了以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为中心的认识论框架为基础的数字遗产的真正国际合作[7]。数字化应该尊重并彰显各种文化的独特性，用西方的技术和美学标准来衡量非西方的文化遗产将成为过去。
数字化项目的成功必须扎根于文化项目的实践互动。技术专家与非遗传承人的合作、现代设计与传统美学的对话、国际标准与地方特色的平衡——这些都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苗族银饰工匠与3D设计师合作开发新产品，评弹艺术家与音频工程师共同打造沉浸式演出，年画传承人与数字艺术家联手创作NFT作品。技术革新为文化传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在这场双重变奏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感知沉浸理论到元宇宙应用，从人工智能介入到去殖民化实践，技术革新正在重塑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式。然而，技术赋能只是中国非遗国际化的第一步。如何将这些技术创新转化为可持续的传播模式？如何在全球文化治理体系中构建中国话语？这需要我们将目光转向更宏观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通过政策创新和平台建设，将技术潜能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在全球南方合作框架下的中国将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非遗数字化国际传播之路。
4. 从政策蓝图到平台实践：中国方案的多维展开
“十四五”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非遗保护领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阶段。政策强调遗产数字化的“高清质量数据收集和视觉呈现”，以及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动态管理系统[8]。
政策的智慧体现在对复杂性的深刻把握上。政策的宏观指引推动了平台的微观创新，抖音上的非遗直播、B站上的传统工艺教程、小红书上的民俗文化分享——这些看似日常的内容，实际上正在重塑着文化传播的格局。新格局下的数字传播有效性取决于五个核心因素：数字传播意识、文化传播主动性、数字技术适应性、受众接受/认知和不可控环境因素[9]。这种“意识–行为–态度”模型告诉我们，成功的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不是冰冷的展示，而是温暖的分享。
我国的文化外交实践为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维度。孔子学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策略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在东亚背景下，语言教学主导文化交流，而在西方背景下，文化介绍和遗产共享被优先考虑[10]。这种“一个使命，两种路径”的做法，体现了中国文化外交的成熟与智慧。文化传播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深入了解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丝绸之路的当代复兴展示了文化外交的更高境界。在中亚地区，中国通过考古合作、联合申遗等方式，与当地共同挖掘和保护跨国文化遗产[11]。当遗产合作被框定为互利使得文化交流变得最有效，这一发现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国际规则的制定同样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文化保护框架正在为尊重社区权利和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文化数字化提供了综合指导[12]。中国积极参与这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更是推动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文化治理体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4年出台的《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条约》代表了第一个专门针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国际法律文件，为传统知识在数字时代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于拥有丰富传统知识资源的中国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责任。
然而，文化权力失衡依然存在，全球北方依然主导文化生产和分配。面对这种局面，数字人类学的研究为中国在培育本土平台参与国际化竞争和利用国际平台扩大文化影响力两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民族志方法揭示了数字化如何影响文化实践和身份形成，特别是跨文化背景下数字技术在当地传统和全球受众之间进行调解。米勒指出，数字技术在当地传统和全球受众之间的调解作用具有内在的辩证性——它在创造了文化的普遍可复制性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地方性分化[13]。中国农民工通过社交媒体不是重返乡村传统，而是更有效地融入到现代都市中国；菲律宾海外劳工运用数字平台维系跨国家庭纽带；库尔德人在流散中重建传统宗族结构——这些案例揭示了数字技术正成为文化形成的积极参与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国际传播，绝非单纯的技术应用或政策执行，而是攸关文明对话范式重构、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变革和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宏大议题。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批判性解构、技术创新路径的系统梳理、政策实践的深度剖析和国际合作机制的比较研究认为，在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中，技术理性与文化理性、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全球流动与地方根植之间的张力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将后殖民批判、数字人文方法论与中国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化主体性的数字重构”框架超越了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和文化本质主义，强调在承认技术中介作用的同时，坚持文化社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实践意义而言，中国的非遗出海探索具有多重启示。首先，成功的数字非遗国际化需要“三重均衡”：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均衡、国际规范与本土特色的均衡、市场逻辑与公共价值的均衡。其次，平台建设与内容生产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仅有技术平台而缺乏优质内容，或仅有传统资源而缺乏传播渠道，都无法实现有效的文化传播。第三，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文化交流实践证明，只有当合作被理解为共同发展而非单向输出时，文化交流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存的挑战。数字鸿沟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技术标准的制定权仍然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平台经济的垄断趋势对文化多样性构成潜在威胁。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实现跨文化理解，在追求国际影响力的同时避免文化的商品化和庸俗化，以及在技术赋能的过程中维护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社区的文化权益。
面向未来，中国非遗的数字化国际传播应当在以下几个方向持续深化：
第一，构建基于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去中心化文化传播网络，打破平台垄断，实现文化数据的确权保护和价值的公平分配。这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对现有文化传播权力结构的根本性挑战。
第二，深化南南文化合作机制，推动建立全球南方数字文化联盟，共同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标准和传播规则，在全球文化治理中发出更强有力的集体声音。
第三，创新文化传播的叙事方式，从单纯展示“是什么”转向深度阐释“为什么”和“怎么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同时，更理解其深层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智慧。
第四，加强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培育既懂技术又懂文化、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为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提供智力支撑。
我国非遗的数字化国际传播承载着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普遍意义。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和发展。社区参与、文化真实性、可持续能力建设以及对数字殖民主义动态的关注成为道德和有效数字遗产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正义与文明互鉴，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双重主题。前者要求我们打破数字霸权，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数字文化秩序；后者呼唤我们超越文明冲突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文化的创造性融合。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应优先考虑数字人文的去殖民化方法、社区控制的文化表现，以及尊重地方自主权同时实现有意义国际交流的南南文化合作可持续模式。道阻且长，需要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努力。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愿人类的文化花园永远姹紫嫣红、生机勃勃。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杉达学院2023年校级教材项目《英文结构化写作指导手册》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全球南方视域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人文出海策略
摘要：本研究立足全球南方视角，深入剖析数字人文方法如何为中国非遗走向世界开辟新路径。研究发现，当前国际文化交流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模式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注重平等互惠的南南合作新范式。通过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新兴技术在文化保护中的创新应用、中国政策实践的系统梳理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的深度分析，本文指出，中国凭借全球南方大国身份和数字技术优势，有能力也有责任构建一种既能抵御文化霸权又能促进真正文化对话的新型国际传播模式。研究强调，成功的数字非遗国际化绝非技术的简单应用，而是需要在保持文化本真性与拥抱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在尊重社区主体性与扩大国际影响力之间达成有机统一。数字文化主和技术赋能的文化自主，或许会为全球文化治理体系的重构提供来自中国的智慧方案。
关键词：全球南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人文，南南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