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nt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ino-German Joint Study Program ()
1. 研究背景
高等教育全球化语境下，跨国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与深入，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传播与接触已突破原有的时空限制，使跨文化接触路径呈现出多元趋势。在各大高校，学生获得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教职员工或异文化人群进行跨文化接触和交际的机会也不断增多。2019年，我国出国(境)留学人数达70.35万人[1]，位居世界首位。鉴于不同国家和文化在其社会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多元特质及迥异特性，上述学生群体在留学期间往往会面临基于跨文化接触和交际而带来的诸多跨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跨文化接触已然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根据Kormos和Csizér的研究，跨文化接触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种路径实现[2]。本文中的跨文化接触指在上海某高校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的本科学生通过多种路径与异文化进行接触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他们的直接接触(即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课堂互动、学术会议或在德国的学习生活中等直接与外籍人士进行交流互动)和间接接触(学生通过对异文化文化产品的互动，如观看外国电影、阅读外国书籍或通过社交媒体等进行间接接触)。
过去20年里，国内跨文化学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高一虹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跨越”和“超越”两个层面[3]。毕继万指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4]。张红玲等构建了我国外语教育的跨文化能力教学参考框架[5]。即便如此，针对高校学生跨文化接触现状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现有研究多将跨文化接触解释为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的面对面交流。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可见，随着高等教育日益全球化，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共建的合作办学项目呈稳步上升趋势[6]。其中就涵盖中国与德国高校间的合作办学项目。在这一框架下，两国高校共同提供包括师资在内的各项教学资源进行合作教学，共同承担“2 + 2”学制或“2.5 + 1.5”学制的本科教育阶段培养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的学生群体因受益于其特殊的办学性质和教学模式，拥有大量与外籍教师和异文化接触的机会，故其跨文化接触的内容、模式和路径也相应地与国内其他高校的学生群体的跨文化接触经历有所不同。其次，中德合作办学模式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语境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成果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然而，现有文献中鲜见针对上述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高校学生群体的跨文化接触现状的研究。鉴于此，本文通过在线匿名问卷调研，探究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高校学生的跨文化接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旨在为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提供基于实证的参考，并为进一步探究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2. 文献综述
跨文化接触的研究可追溯到Allport的接触假说，即有利的外部环境能够促进群体接触，并导致个体态度的积极变化[7]。尽管Allport的上述观点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但也为后续在语言学习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较强的指向性。Clément提出群际接触模型并随后检验了这一模型[8] [9]。研究表明，若学习者与目标语言群体有一定的接触，则其在学习中可能表现出更高的情感参与度，包括与目标语言群体的融入和认同，从而以积极的方式影响学习动机。Kormos和Csizér以接触假说为理据，研究了群际接触对匈牙利学生语言学习的影响，探究接触情境对其第二语言的态度和学习动机倾向方面的作用及影响[2]。研究发现，跨文化接触有助于上述研究对象发展交际能力，有助于提高语言学习的积极性并减少语言使用的焦虑。此外，该研究还发现，跨文化接触不仅涵盖与讲目标语言的本族语者或非本族语者的直接或间接接触，还包含与目标语的文化产品(如电子和印刷媒体等)的接触。梳理现有文献可知，跨文化接触存在两种主要路径：一种是直接接触，包括与以目标语言为母语者或非母语者进行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互动，分为人际间直接的口语接触(直接口语接触)和人际间直接的书面语接触(直接书面语接触)；另一种是间接接触，分为间接的人际接触和间接的文化产品接触，涉及与目标语言下各种文化产品和媒介(如电视、电影、图书、杂志、报纸、网络等)的接触[2] [9]-[13]。
基于Kormos和Csizér的跨文化接触理论及跨文化接触情况量表[2]，彭仁忠和吴卫平构建了跨文化能力视域下基于中国本土大学生跨文化接触的概念模型与维度量表，以探究中国大学生的跨文化接触情况[14]。其研究中确定了6个主要的跨文化接触路径，即国内社交媒体、国外社交媒体、国内跨文化交流活动、国外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产品、多媒体与学校课程。研究发现，在四种跨文化直接接触的路径中(即国内社交媒体、国外社交媒体、国内跨文化交流活动、国外跨文化交流活动)，对于中国本土大学生而言，通过国内社交媒体进行的跨文化接触最为重要，通过国外社交媒体的跨文化接触相对更为重要，参与国外跨文化交流活动具有一般重要性，而参与国内跨文化交流活动则相对较不重要。对于两种跨文化间接接触的路径，其研究发现，通过文化产品进行的跨文化接触相对更为重要，而通过多媒体和学校课程而进行的跨文化接触则具有一般重要性。彭仁忠和吴卫平的另一项研究指出，间接接触是中国大学生最主要的跨文化接触方式[15]。后续的国内研究也发现，中国本土大学生的跨文化接触仍多以间接接触为主。这就反映出当前的教育体系中缺乏足够的跨文化直接接触机会，导致学生在真实的跨文化环境中表现出较低的交际能力。吴淑严的研究指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主要通过文化产品进行间接接触，而直接的语言交流机会相对较少[16]。这表明，虽然学生在理论上掌握了一定的跨文化知识，但其实际运用能力有待提升。邹明洁、孙娟和周佳媛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背景的学生在跨文化接触频度上存在显著差异[17]，这意味着教育资源分配和利用的不均衡会影响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全面发展。李丛的研究则强调高校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应用能力，以适应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需求[18]。
本研究基于Kormos和Csizér的跨文化接触情况量表及彭仁忠和吴卫平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接触维度量表，研制了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框架下的中国高校学生跨文化接触量表，并以上海某高校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的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的跨文化接触经历及存在的问题。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上海某高校中德本科教育合作办学框架下的19届至22届大一至大四的全日制中国籍本科学生，来自电子信息、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三个专业。他们的本科学制为“2.5 + 1.5”，即学制4年，第一阶段(第1~5学期)在中国学习(部分核心课程由德方教授承担)，第二阶段(第6~8学期)赴德继续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业。共有92人自愿参与了本次在线匿名问卷调研。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高校学生跨文化接触量表以Kormos和Csizér的跨文化接触理论为理据，在现有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接触量表[15]基础上基于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高校本科学生的实际情况研制而成，包含了4个维度和42个文字描述项。该量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级、专业、英语成绩(CET4、CET6、雅思或托福)、出国经历及跨文化接触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跨文化接触经历调查，涵盖4个主要的跨文化接触维度(即直接口语接触、直接书面语接触、间接人际接触和间接文化产品类接触)和42个文字描述项(其中，跨文化直接接触的描述为22项，跨文化间接接触的描述为20项)。问卷以在线问卷星的形式匿名发放和回收，采用莱克特量表的分级计分方法。鉴于样本可能存在研究对象从未有跨文化接触的经历，故采用6分制分级，即“0”代表“没有”，“1”代表“偶尔”，“2”代表“较少”，“3”代表“一般”，“4”代表“较多”，“5”代表“非常多”。
在问卷初期设计阶段，共有4个主要的跨文化接触维度和58个文字描述项。在为期一天的小范围投放测试中，共有3名学生自愿参与。在完成在线匿名问卷测试后的当天下午，上述参与者就问卷的整体及各部分的长度、题项内容表述的逻辑性、清晰度、关联性和覆盖面进行了口头和书面的详细反馈。根据上述反馈意见，对问卷中的部分题序进行了调整，合并或删减了表述相似或重复的题项，优化了问卷整体及各部分的长度，最终确定为涵盖4个维度和42个文字描述项的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高校本科学生跨文化接触量表。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问卷于2024年2月8日在问卷星上正式在线大规模投放，以滚雪球的方式提醒并通知符合研究条件的学生群体自愿参与。在为期两周的时间内共回收问卷92份。剔除无效和不完整的问卷0份后，剩余的有效问卷为92份，即问卷参与的有效率为100%，符合开展数据分析的标准。将回收的92份问卷输入SPSS24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该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样本人数(代表剔除“0”后的样本人数)，有效样本在总人数的占比(即有跨文化接触经历的人数与有效样本的总人数之比)，平均值(有跨文化接触经历的样本的接触情况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有跨文化接触经历的样本的跨文化接触情况的离散度)。
4. 结果
参与调研的学生共92人，其中男生68人，女生24人，涵盖大一到大四的不同年级。参加过英语四级的比例为44.57%，英语六级的比例为35.87%，考过托福或雅思的比例为42.39%。有跨文化接触经历的87人，占比总人数的94.57%；已有出国经历的67人，占比总人数的72.83%。有跨文化接触经历的87人，占比总人数的94.57%；已有出国经历的67人，占比总人数的72.83%。首先探究的是研究对象的跨文化直接接触的情况，涵盖其直接口语和书面语接触的频率及特点。其次是研究对象的跨文化间接接触的情况，涵盖其间接人际接触和间接文化产品接触的具体路径及影响，并基于此分析影响其跨文化能力发展和提升的诸种因素。
4.1. 跨文化直接接触
表1列出了跨文化直接口语接触的描述项，涵盖研究对象在不同语境下
表1. 直接口语接触的描述项
| 直接口语接触的描述项 |
样本数 |
总人数占比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1. 在国外留学，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60 |
65.22% |
3.77 |
1.395 |
| 2. 在国外求职实习或工作，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7 |
7.61% |
3.29 |
2.138 |
| 3. 作为交换生在国外大学学习或研学，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8 |
8.70% |
2.25 |
1.282 |
| 4. 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2 |
2.17% |
3.00 |
2.828 |
| 5. 在国外参加各类赛事或志愿者活动，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14 |
15.22% |
2.86 |
1.292 |
| 6. 在国外参加夏令营或冬令营，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27 |
29.35% |
2.07 |
.874 |
| 7. 在国外旅游、探亲访友或游学，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71 |
77.17% |
3.27 |
1.393 |
| 8. 在国内通过国内的即时社交软件(如微信、QQ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语音/视频接触 |
18 |
19.57% |
2.00 |
0.970 |
| 9. 在国内通过国外的即时社交软件(如Twitter、Skype、WhatsApp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语音/视频接触 |
10 |
10.87% |
2.60 |
1.174 |
| 10. 在国内通过外教的面授上课或远程网课上课，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78 |
84.78% |
4.08 |
1.090 |
| 11. 在国内参加语培机构的外教英语培训课程，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25 |
27.17% |
3.80 |
0.866 |
| 12. 在国内参加有外籍人士(如外教、留学生及在华旅游、工作或旅居的外籍人士等，下同)参与的外语角活动，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21 |
22.83% |
2.14 |
1.062 |
| 13. 在国内参加有外籍人士主讲或参与的学术会议，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4 |
4.35% |
2.00 |
2.000 |
| 14. 在国内参加有外籍人士主讲或参与的文化类讲座、培训、留学会展或国际教育宣讲活动，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33 |
35.87% |
1.88 |
0.820 |
| 15. 在国内参加有外籍人士参与的赛事或志愿者活动，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33 |
35.87% |
1.76 |
0.830 |
| 16. 在国内参加外国节日庆祝活动或文化交流日活动(如万圣节、圣诞节等)，直接接触并了解英语国家(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31 |
33.70% |
2.48 |
1.313 |
| 17. 在国内参加外事类活动(如外宾接待、同声翻译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 |
6 |
6.52% |
2.83 |
0.408 |
使用英语或其他外语进行口语交流的情况。具体的接触方式包括在国外留学、实习、工作、参加学术会议、旅游等场景下与外语本族语者进行直接口语交流，以及在国内通过外教课程、社交软件等与外语本族语者进行的口语互动。从表1可以看出，在国内通过外教的面授上课或远程网课上课和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这两项占总样本人数的比例最高(84.78%)，其次，通过在国外留学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65.22%)和通过在国外旅游、探亲访友或游学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77.17%)这两项占总样本人数的比例紧随其后；相比之下，其他14项直接口语接触的路径所占总样本人数的比例均低于40%，而且通过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占总样本人数的比例最低(2.17%)。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直接口语接触的频率呈现出普遍偏低的趋势，大多数接触频率在“偶尔”和“一般”之间变化，仅有通过在国外留学和在国内通过外教面授上课或远程网课而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进行的直接接触的频率非常高。这就表明，当前上述学生群体有一定的直接口语接触，在一些路径上的接触频率相对较高，但总体来说直接口语接触的情况一般或较少，有一定局限性，并且接触频率也不高。
表2呈现了学生在跨文化直接书面语接触中的具体方式，包括通过社交软件、社交平台和电子邮件等途径与外语本族语者进行书面交流。从表2可以看出，5项直接书面语接触的比例较高，其中，在国内通过书信或电子邮件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进行书面文字交流的比例最高，在国内通过国外的即时社交软件(如Twitter、Skype、WhatsApp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打字交流和在国内通过国内的社交平台(如微博、小红书、知乎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打字交流的比例其次，在国内通过国外的社交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打字交流的占比最低。然而，上述接触的频率一般，且大多数频率在“较少”和“一般”之间变化。这就表明，研究对象的直接书面语接触的
表2. 直接书面语接触的描述项
| 直接书面语接触的描述项 |
样本数 |
总人数
占比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1. 在国内通过国内的即时社交软件(如微信、QQ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打字交流。 |
41 |
44.57% |
2.51 |
1.287 |
| 2. 在国内通过国内的社交平台(如微博、小红书、知乎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打字交流。 |
54 |
58.70% |
2.43 |
1.340 |
| 3. 在国内通过国外的即时社交软件(如Twitter、Skype、WhatsApp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打字交流。 |
64 |
69.57% |
3.06 |
1.320 |
| 4. 在国内通过国外的社交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打字交流。 |
25 |
27.17% |
2.44 |
1.121 |
| 5. 在国内通过书信或电邮，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进行书面文字交流。 |
71 |
77.17% |
3.04 |
1.429 |
经历较多，但频次较低。分析表明，研究对象在跨文化接触参与的各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直接口头接触的发生率普遍有限，尤其是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仅为2.17%)，这反映出在国内的语境下缺乏直接跨文化接触的机会，这可能与当前国内大学的国际交流和跨文化活动的组织有关。相比之下，在国外学习期间与母语为外语的人群接触的频率明显增加(平均为3.77)。这也说明上述学生群体在国际环境中能够实现更多的跨文化接触。此外，通过社交媒体与外语本族语者进行接触交流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这折射出科技的发展在促进跨文化接触和交际上的作用和前景。尽管通过社交媒体的跨文化接触呈现出日益频繁的趋势，还不足以证实能大幅提升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但这也表明教育机构及其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有必要着眼于传统的语言文化类和跨文化类课程的改革和创新，纳入更多更丰富多元的直接接触和交流的路径，从而进一步发展和提升高校学生的跨文化综合能力。
4.2. 跨文化间接接触
表3列出了研究对象通过跨文化间接人际接触以获知异文化的方式，如通过家人、朋友、老师或课程获知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从表3可以看出，9项间接人际接触占总样本人数的比例均较高，其中，在国内通过上大学英语类课程以获知异文化的比例最高(93.48%)，在国内通过参加外语类社团 (如莎士比亚戏剧社、英语辩论社、模拟联合国等)来获知异文化的则比例最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接触的频率都在“较少”和“较多”范围内变化，其中，频率最高的仍是通过在国内上大学英语类课程以获知异文化(3.65)，接触频率最少的则是在国内通过家人或亲戚来获知异文化(2.70)。这就表明高校学生主要通过大学英语类课程接触异文化，该途径的普及性和接触频率均高于其他方式。然而，较低频率的接触如通过家人或亲戚学习和非高校组织活动
表3. 间接人际接触的描述项
| 间接人际接触的描述项 |
样本数 |
总人数占比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1. 在国内通过家人或亲戚，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70 |
76.09% |
2.70 |
1.355 |
| 2. 在国内通过朋友或同学，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75 |
81.52% |
2.88 |
1.230 |
| 3. 在国内通过中国老师或其他教职工，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74 |
80.43% |
3.05 |
1.281 |
| 4. 在国内通过上大学英语类课程，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86 |
93.48% |
3.65 |
1.135 |
| 5. 在国内通过上外国文化类课程，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71 |
77.17% |
3.28 |
1.233 |
| 6. 在国内通过参加中国人主讲的外国文化类讲座或培训，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64 |
69.57% |
2.97 |
1.208 |
| 7. 在国内通过参加中国人组织的外语角活动，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50 |
54.35% |
2.80 |
1.340 |
| 8. 在国内通过参加外语类社团(如莎士比亚戏剧社、英语辩论社、模拟联合国等)，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48 |
52.17% |
2.75 |
1.422 |
| 9. 在国内通过参加外语类学科竞赛(如翻译、跨文化赛事等)，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52 |
56.52% |
2.85 |
1.377 |
(如外语角等)，虽然在普及率上较低，却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情景化的学习环境，这可能有助于深化对异文化的理解和感知。数据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和优化非高校组织跨文化接触途径的潜力，以实现更全面和多元的文化学习体验。
表4呈现了研究对象通过间接文化产品的接触以获知文化的方式，如通过浏览社交平台、观看电影和听音乐等。从表4可以看出，11项间接文化产品接触的比例普遍较高，其中，在国内通过阅读纸质报刊杂志以获知异文化的占比最小(58.70%)，其他间接文化产品类接触的比例都在60%以上，其中，通过在国内浏览国内社交平台(如微博、小红书、知乎等)的视频或推文以获知异文化的比例最高(92.39%)。在国内通过听英语或其他外语歌曲，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91.30%)和在国内通过观看英语或其他外语电影，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91.30%)。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间接文化产品接触的频率都在“较少”和“较多”的范围内变化，其中“观看英语或其他外语电影”和“听英语或其他外语歌曲”的频率最高，而阅读纸质报刊杂志的频率最少，这就表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既推动了“直接口语接触”，也成为“间接文化产品类接触”的桥梁。这进一步为教育机构及其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提供多样化跨文化综合能力培养途径。
表4. 间接文化产品类接触的描述项
| 间接文化产品类接触的描述项 |
样本数 |
总人数占比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1. 在国内通过浏览国内的社交平台(如微博、小红书、知乎等)的视频或推文，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85 |
92.39% |
3.33 |
1.349 |
| 2. 在国内通过浏览国外的社交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的视频或推文，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68 |
73.91% |
3.37 |
1.403 |
| 3. 在国内通过观看电视节目，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70 |
76.09% |
3.14 |
1.322 |
| 4. 在国内通过收听电台广播，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46 |
50.00% |
2.74 |
1.273 |
| 5. 在国内通过学习在线网课，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67 |
72.83% |
3.07 |
1.363 |
| 6. 在国内通过听英语或其他外语歌曲，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84 |
91.30% |
3.61 |
1.317 |
| 7. 在国内通过观看英语或其他外语电影，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84 |
91.30% |
3.62 |
1.279 |
| 8. 在国内通过阅读纸质书籍，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64 |
69.57% |
2.92 |
1.406 |
| 9. 在国内通过阅读电子书籍，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59 |
64.13% |
3.14 |
1.293 |
| 10. 在国内通过阅读纸质报刊杂志，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54 |
58.70% |
2.63 |
1.418 |
| 11. 在国内通过阅读电子报刊杂志，了解英语或其他外语国家的文化。 |
61 |
66.30% |
2.79 |
1.427 |
5. 讨论
综上可知，上述研究对象目前主要的跨文化交际方式和路径是跨文化的间接接触。在间接文化产品接触方面，最频繁的3种接触方式是浏览国内社交平台的视频或推文、听英语或其他外语歌曲以及观看英语或其他外语电影以获知和了解异文化。在间接人际接触中，最频繁的3种接触方式是在国内上大学英语类课程、通过朋友或同学及中国老师或其他教职工了解异文化；这与[15]对中国大学生跨文化接触情况的调查结果一致。吴淑严的研究也发现学生主要通过间接文化产品进行跨文化接触，而以直接口语和书面语的接触相对较少[16]。邹明洁、孙娟、周佳媛的研究也指出通过间接接触进行的跨文化接触是当前学生首要的跨文化交际方式[17]。上述研究反映出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下间接接触对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是，在本研究特定的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研究对象在直接口语接触和书面语接触方面也呈现出相应的特质，即最频繁的三种直接接触方式分别是：在国外游学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直接接触、在国内通过外教的面授上课或远程网课上课、在国内通过书信或电子邮件与外语本族语者用英语或其他外语进行书面文字交流。这表明“2.5 + 1.5”的学制为研究对象在国内和国外两个阶段完成本科学业均提供了直接口语和书面语接触的机会，从而获得一个良好的跨文化接触环境，确保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跨文化接触，进而培养跨文化综合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后疫情时期的主要授课模式已经从全面网课重返面授授课或优化为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但无可否认的是，在线网络学习平台的发展为远程外教课程提供了便利和跨文化直接接触的诸多机遇，从而有助于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如韩海燕提出网络教学环境为学生创造了多元的跨文化交际机会[19]。同样，武黎提出，网络平台提供了一个平等且交互的交流环境，改变了传统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使学生可以主动寻找匹配的学习资源，并通过网络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合作，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20]。
此外，随着信息时代网络科技的发展，通过社交平台等接触方式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比例和频次亦逐渐上升。李一鸣指出，新媒体技术与社会跨文化的发展为互动交流提供了客观环境与文化熏陶[21]。通过媒介技术，粉丝可以获取信息、分享日常生活、个人经历等。这一观点与本研究的发现相符，诸如微博、小红书、Bilibili等社交平台及诸如抖音等视频平台的普及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跨文化间接接触空间和机会。这些平台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获取信息和分享日常生活的渠道，还促进了他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适应能力的提升。周英莉利用以微信为主的网络教学手段拓展了传统面对面的跨文化授课环境，通过与外语国家的学生建立远程学习伙伴关系，不仅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还提高了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22]。此外，李一鸣还指出，通过互动仪式，粉丝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社会互动和情感满足的需要，最终促进跨文化交流意识的萌生[21]。基于此，高校学生同样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跨文化接触形式，不仅拓展其的全球视野和外语技能，还提升其的跨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这些互动形式帮助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断增强自信心和实践能力。
6. 结语
本研究对上海某高校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学生的跨文化接触情况进行调研，考察了该学生群体的跨文化接触内容、模式和路径，为进一步探究高校学生的跨文化接触经历如何发展和提升其跨文化综合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为跨文化研究领域的教师、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提供实证数据支撑，以便进一步开发和设计适合高校学生群体的跨文化类课程、讲座、培训或实践实习的机会，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提升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更快更好地习惯并融入异文化的学习生活。鉴于现有文献均不同程度地指出高校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所面临的直接接触的比例和频次偏低从而限制其跨文化能力发展的问题，本研究建议高校应进一步加强跨文化类课程、讲座及交流活动的开发、设计和实施，为学生切实提供更为多元的真实接触外语本族语者的机会，同时重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包括跨文化敏觉力、知识力及运用力等。此外，高校的跨文化类课程教师应围绕跨文化接触对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及其与外语学习的关系深入发掘在线网络学习模式对其跨文化接触的深度广度的拓展以及跨文化综合能力和外语能力的促进作用，并给予持续、正向的引导，以助力高校学生正确、高效地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在线工具发展并提升起跨文化综合能力和语言能力，以增强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胜任力和竞争力。
基金项目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ntact and Its Path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2023 (No: S202310251215) Phase Achieve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4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Demonstration Course’ Project”(No: SLS01241201)Phase Achieve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4 Undergraduate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mpetition, and Research” in Project-Bas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 Reform (No: JGS01241001) Phase Achievement.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ppendix 1.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高校学生跨文化接触研究
摘要：本文以上海某高校中德合作办学框架下的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在线匿名问卷调研，探究其在“2.5 + 1.5”学制下的跨文化接触经历。研究发现，上述学生群体的跨文化沟通主要通过间接接触实现。其中，间接文化产品类接触和间接人际接触最为频繁，而直接口语接触和书面语接触相对较少，对其跨文化能力的发展和提升产生了一定影响。研究结果旨在为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高校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提供基于实证的参考，并为进一步探究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路径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跨文化接触，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中德合作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