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igious Factor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sights from Presidential Elections 2008-2020 ()
1. 美国政党体系中的宗教背景
美国政党体系的发展历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和价值观的深刻变迁。这一演变过程对我们理解当前的政治格局，特别是宗教因素和政治暴力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建国初期的政党分裂主要围绕联邦与州权的争议。随着联邦党的消失，新的分歧线出现在精英与平民之间，导致了民主党和辉格党(后来的共和党)的形成。这种分裂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政治极化现象。这一分裂对峙在特朗普任期和中期竞选时，显得尤为突出。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分裂，也是政党重组的关键时刻。共和党作为反奴隶制的代表崛起，而民主党在南方根深蒂固。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域政治版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的选举格局。20世纪的大萧条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由主义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影响深远。资本的萧条弱势让保守派重新成为了主流。福音派选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与保守主义思潮相互呼应。近年来美国政治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极化趋势。这种极化不仅体现在党派之间，也反映在宗教群体和地域差异上。白人福音派选民与世俗选民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这种分歧在近三届的选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008年大选标志着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奥巴马作为首位非裔总统候选人赢得了选举。这次选举中，宗教因素和种族问题密切交织。奥巴马运用自己的肤色与宗教信仰，积极地参与公开的宗教讨论，以此挽回民主党在宗教保守派眼里长期的敌对形象。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始终以基督徒自诩。他的竞选宣传册中用巨大的字体写着：坚定的基督徒。竞选团队中有一个专门的宗教事务团队，每周都与黑人教会领导人、福音派和价值观选民活动家、天主教及犹太教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听取批评意见[1]。奥巴马也延续了前任布什的迎合福音派，打压世俗教会的政策和手段。这一举措为他赢得了福音派及其他传统基督徒的好感。奥巴马赢得了天主教徒的多数票，也加强了与少数族裔宗教的联系。
鉴于奥巴马的宗教竞选手段大获全胜，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也如法炮制，对福音派等的宗教保守势力极尽拉拢。甚至与福音派领袖站在了一起，宣称自己得到了新生。虽然他被福音派中的批评人士指出他并不懂福音派的语言。之所以特朗普被党内和福音派所“接受”，是因为这一次的大选被认为是白人工薪阶层左右美国大选的最后的机会，甚至是保守的福音派争取持久话语权的“决战时刻”。因为在人口构成上，少数族裔和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大幅攀升，白人在可见的将来里将沦落为美国的少数族裔。以致有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到2024年，福音派可能不再是总统选举中的重要政治力量[2]。福音派作为保守势力，天然地以低收入，传统保守的白人为信众主体。因此，在投票的白人福音派选民中，有81%的人支持特朗普，是所有宗教群体中最高的，这一结果也成为2000年以来所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对手在福音派中得票率的最大差距[3]。
特朗普上台伊始就迅速实现了保守福音派的夙愿，不顾反对狂潮地恢复了反堕胎的禁令，安插多名福音派骨干进入国会。但是特朗普并没有只是为福音派服务，而是借助福音派的保守力量大肆宣扬和扩张其自身的极端主义，尤其是关于移民的行政命令，遭到了几乎所有宗教团体的许多宗教领袖的联合谴责。特朗普在境内屡次针对非法移民进行了羁押和驱离出境的行动，并在与墨西哥的边境线上迅速了修建了隔离墙，甚至实施了对非法移民的“骨肉分离”政策。种种极端保守的举措不仅让各世俗宗教团体群情激愤，更让保守的福音派认为其违背了拯救人类的教义。特朗普曾经的宗教支持已化为乌有。2019年底，著名福音派杂志《今日基督教》发表社论支持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
此后，随着老迈的领袖下台，新一代的福音派领导人开始为挽救派别形象而开始与特朗普切割，但保守派领袖仍将福音派与共和党捆绑在一起，这样的内部分裂也反映了该派社会地位的变化。与老迈，贫穷和顽固的老迈领袖相比，福音派年轻的领导人更趋向于现代和中产的态度，对反“堕胎”、等文化战争观点渐渐松动。与此同时，对于中产，资本以及文化群体所关注的反战、环境保护、移民福利、全球管理等世俗问题，给予了愈发的肯定与支持。他们甚至宣称基督徒应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白人身份，否则福音派信仰将沦为特朗普等极端势力的政治工具。福音派内部的分裂与倒戈，给予了特朗普中期选举以致命一击。
如果说特朗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力于拉拢福音派的总统”[4]，那么拜登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4位天主教徒总统候选人，自然将拉拢天主教徒为中心任务。在这次大选中，天主教和一些少数宗教团体也的确对拜登提供了很大帮助。虽然福音派给予特朗普的选票要多于拜登，但在关键州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以往水准；除了宗教团体的天平倾斜，无宗教信仰的人口扩张以使其成为日益重要的一股选票力量，其天然的民主党倾向使得拜登的选举之路有了强有力的助力。
而反观特朗普的保守主义做派，尤其是其煽动政治暴力、种族歧视等言行，和打击移民的拙劣表现，加大了福音派内部的裂痕，也为拜登的宗教联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拜登喊出了“恢复美国的灵魂”的宗教口号。福音派出于自身势力地位的维护，虽然此次中期选举与共和党保持距离，但仍在众议院选举中让共和党在众议院比中期选举多了9个席位。而在参议院选举中则维持了与民主党相同的坐席。可见，多年来美国宗教团体间的文化战争，和美国宗教的多极化，正不断加剧。美国政坛已然成为了两党、宗教左右两翼、少数宗教与主流宗教的多层角力场。
2. 宗教极化与政治暴力
这样的政治极化与多层角力造成了大选中的政治暴力愈演愈烈。虽然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政治暴力，但近年来这一现象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强度。特别是从2016年特朗普竞选开始，政治暴力活动显著增加。这种暴力不仅仅是物理冲突，更体现为一种“政治宗教主义”，即将政治对手妖魔化，视为威胁国家根基的存在。其中，右翼群体发起的政治暴力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上文讨论的宗教因素密切相关。白人福音派作为共和党的重要支持基础，其中的一些极端分子更容易参与暴力活动。这种现象部分源于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感知，暴力活动逐渐被视为表达忠诚和维护身份的手段。这种极端的趋势在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却又震惊世人的“国会山暴乱”中达到了顶峰。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暴乱事件迫使一些地方选举办公室加装了防弹玻璃并增设安保。但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国会职员选择离职。特朗普在这场政治暴力的演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言论和行为煽动和助推了这场暴乱和近年来的多次政治暴力事件，这甚至导致了他自己在最近的公开演讲中受到了枪击。
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讲中指出：“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的兴起是美国必须面对和击败的威胁。”[5]随后，拜登发布了美国首份《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该战略指出，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驱动的极右翼暴力活动是美国国内安全最致命的威胁[6]。极右翼一般包含厌女症者、反穆斯林、新法西斯、反移民、新纳粹、反伊斯兰、反性少数群体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等群体[7]。而极右翼暴力活动则表现为持极右翼意识形态的群体针对非战斗人员实施暴力的活动。美国国家恐怖主义研究与应对恐怖主义联盟(START)将极右翼暴力活动定义为“支持如下信念——即个人或国家的生活方式正遭受攻击或已丧失、或威胁已迫在眉睫并由此产生的暴力”，其特点是“反全球主义，支持种族主义、民族至上主义，质疑联邦权威，尊崇个人自由，相信严重威胁国家主权、个人自由的阴谋论”[8]。同时，拜登曾明确指出：“我们不会忽视情报机构评估的如今对美国最致命的恐怖主义威胁，白人至上主义即恐怖主义。”[9]
随着白人经济地位的衰落及人口比例下降趋势变得不可逆，以及民主党不断迎合少数族裔诉求的“政治正确”，右翼保守派日益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受到强烈冲击并遭受“反向歧视”，以至于沦为北美大陆这片故土上的“陌生人”[10]。右翼保守派群体，特别是其中的极端分子，认为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传统优势地位正在被侵蚀。这种感知不仅涉及经济和政治领域，还包括社会文化传统。极右翼分子的反应表现为抵制人口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和反对联邦政府的干预政策两个主要方向。这既是白人至上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诉求，也是反对包括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倾向。奥巴马当选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引发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应。“茶党运动”的兴起反映了这种不满情绪，越来越多的右翼人士认为，暴力是实现政治诉求的直接手段。特朗普在选举中失利后，右翼保守派失去了“代言人”，便不断诉诸于暴力行为，并最终爆发了“国会山暴乱”事件。
长期以来作为美国软实力基础的“美国信条”正面临严峻挑战。这一信条曾在内战和民权运动后得到广泛认同，推动美国从“种族国家”向“公民国家”转变。然而，随着白人在人口、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逐渐减弱，这一信条的基础受到动摇。不过，拜登政府的政策取向似乎未能充分回应右翼保守势力的诉求。具体表现在拜登政府倾向的“大政府”模式和保守派的“小政府”诉求之间的矛盾；拜登政府推行的支持女性、性少数群体和少数族裔的权益等的“政治正确”路线，与保守派坚持的传统文化的矛盾。同时，两党在多个关键议题上的对立日益加剧，这一矛盾的顶峰，出现在了《罗诉韦德案》的推翻。《罗诉韦德案》是保护女性堕胎权的重要法案，长期以来得到了美国民众广泛的支持。而保守派领导的联邦法院将此法案推翻，引发舆论一片哗然。政治暴力的升级确实引发了各阶层民众对于再一次发生内战的担忧。拜登政府已将国内恐怖主义列为重要威胁。这种认识可能会影响2024年选举的安全措施和政策讨论。而眼下的特朗普枪击案也正印证了这一点。芭芭多·沃尔特(Barbara F. Walter)认为，美国已具备发生内战的两个重要条件——强调身份政治的民主体制与逐渐衰落的主流群体[11]。在美国经济整体陷入缓慢增长的背景下，社会割裂将滑向极端。
3. 结语
本文考察了2008年至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宗教因素的演变及其与政治暴力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宗教极化与政治极化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裂。福音派选民与共和党的联盟不断强化，而民主党则面临平衡世俗化趋势和维系宗教选民支持的挑战。这种极化加剧了政治暴力，特别是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这些趋势也对眼下2024年大选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示：
第一，宗教在美国政治中的根基作用不容忽视。从2008年到2020年的三次大选中，宗教因素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这个角色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民主党面临着平衡世俗化趋势和维系宗教选民支持的挑战。我们观察到，民主党的政策和话语逐渐偏向于城市精英和少数族裔的价值观，这可能导致与传统宗教选民的疏离。这种趋势在2016年大选中尤为明显，希拉里·克林顿在争取宗教选民方面的困难部分源于此。相比之下，共和党，特别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更成功地利用了宗教民族主义情感，巩固了其宗教选民基本盘。随着拜登政府的上任，宗教左翼以反堕胎为标志，进入与宗教右翼势力分庭抗礼的新格局。
第二，宗教极化现象和政治暴力。2008年大选中观察到的福音派支持共和党、无宗教信仰者支持民主党的模式在后续选举中不仅延续，而且强化。这种极化趋势与更广泛的政治极化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宗教保守派与共和党的联盟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变得更加牢固。这种联盟不仅仅是对特定政策的支持，更反映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衰落的一种反应。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宗教复兴运动的现代表现，只是这次它与政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2020年美国大选时特朗普宣称“选票被盗”给予极右翼更大的信心，他们相信阴谋论，并且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打击民主党“偷票”的不法行为，其底层逻辑是以暴制暴，由此削弱联邦政府、打击政治对手、恐吓少数群体。特朗普让政治暴力在美国愈演愈烈，而他自身也成为了政治暴力的牺牲品
第三，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民主党的策略选择至关重要。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相对成功地平衡了世俗主义和宗教诉求，特别是在争取天主教选民方面取得了进展。展望2024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谨慎行事。对民主党而言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与宗教价值观兼容的议题可能是一个有效策略。借此迎合“宗教左翼”可能成为未来选举中的重要力量。这种策略不仅可以帮助民主党争取温和宗教选民，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治极化和潜在的暴力风险。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杉达学院2023年校级教材项目《英文结构化写作指导手册》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