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关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的托尔斯泰
处于思想转变时的托翁
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下文称安娜)时的托尔斯泰，正处于思想转变、由贵族阶级转为宗法制农民阶级之时。列文・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家庭，对于这一点其文中对上流社会场景熟练的描绘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明。带有反叛精神的托尔斯泰最终选择投身于文学，在1873至1877这4年中，《安娜》在妻子索菲亚的帮助与支持下，历经12次修改，终于成为托翁继《战争与和平》(下文撑《战争》)后第二部传世巨著。《安娜》最终的结局，与托尔斯泰的思想转变及最终的思想理念息息相关。
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有关人生本质的问题影响 [1] 及现实生活中希布宁之死的冲击，托尔斯泰在完成《战争》后的19世纪60年代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怀疑。在阅读各种哲学、宗教书籍时，他发现实在难以找到答案。种种复杂的思想情绪在《安娜》中得到了鲜明反映，例如安娜的自我挣扎，列文自杀的尝试等。而在托翁拜访诸多宗教人士，结识了许多农民后，最终完全否定了旧教会，弃绝了本阶级，并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而《安娜》文中的两条主线的结局，无不是托尔斯泰思想转变完成的映射。列文受农民普拉提葬礼中一句“为灵魂而活着。他记得上帝。”所点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而安娜为情出走，一生追逐精神世界的慰藉――爱情，与她冷酷的丈夫卡列宁有着鲜明对比，这正是托尔斯泰对物质文明飞速发展时人的天然情感被压抑的反思和对人性异化的深深忧虑。而安娜却又始终挣脱不了贵族社会从法律、宗教、舆论等方面加在她精神上的枷锁，让她痛苦的挣扎于个性解放与传统道德之间 [2] ，最终凄惨死去，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在思考社会现状后给安娜安排的最合理的结局。
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俄国作家
俄国的作家向来有着宗教情结，托尔斯泰自然难以免俗。死亡无解的命题让托尔斯泰投身于基督教的怀抱，其对宗教的认知和反思让作品大多有着浓厚基督教色彩，在他诸多作品中，托尔斯泰力图通过小说和民间故事来宣扬他的宗教思想，从其自传三部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都体现了这种博爱精神和基督教思想。其重要表现为在小说卷首引用了福音书原文以示其创作意图或作为一种提示，起着导读作用，例如《安娜》的引文“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中，又或是《复活》中的“责人之心责己”。在《安娜》中无论是卡列宁选择对不忠的妻子和情夫原谅时所获得的“宽恕的力量”，或是列文最后选择“接受上帝的旨意”，都体现了托翁思想的宗教性――最重要的“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这样“爱人”的乌托邦式的宗教思想既展现了托尔斯泰独特的精神世界，也暴露其思想的局限――寄希望于宗教伦理来解决社会矛盾 [3] 。
言归正传，纵然安娜有着超越时代的追求，她对婚姻的不忠和其抛夫弃子的行径仍与她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和宗教思想不符，也同作者托尔斯泰所提倡的自我修身不符。“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出自《圣经・罗马书》第十二卷，这句话紧随的段落是“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显然，这是托翁“勿以暴力抗恶”的重要思想来源，也与文中卡列宁发现妻子不忠后的思想斗争结果契合。于是托尔斯泰埋下了“卧轨事故”、“脸上似大火燃烧搬的红光”等伏笔，从而宗教伦理中的因果轮回最终报应在了她自己身上――她卧轨死去。由苏联本国拍摄的第三版 [4] 电影版《安娜》将安娜命运的宗教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影视中的安娜在死前喃喃地画了个十字，这体现了俄国对这种结局宗教内涵的认同。或者说，安娜作为托尔斯泰笔下人物，只可能走向死亡。
而从托尔斯泰是一名俄国作家的角度出发，安娜的悲剧中有着俄罗斯悲剧文化的色彩。“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原文为“vengeance is mine，I shall repay”，如果原文直译则为“复仇在我，我必报应”，重点并非在于上帝至高无上的威能，而是训诫人克制与善，不要复仇。安娜挣扎于私欲的满足和传统伦理之间，情感在理性与迷失中来回拉扯，这同样是俄国社会在新旧交替中迷惘困惑的表现，因此安娜的结局并非托尔斯泰能控制，而是由得“上帝”来审判，在安娜死去后一切仍在博爱的感化下继续着。宗教伦理中的禁欲保守与资本主义时代来临之时人们反思理性放纵个人私欲之间尖锐的矛盾，产生了矛盾而分裂的民族文化。作者矛盾复杂的心理间接体现在安娜对爱情的极端追求和痛苦中，民族文化也在此有所体现。
2. 《安娜・卡列尼娜》的社会描写
托尔斯泰被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安娜》中也展现了大量社会现状和作者的态度：例如吉提婚事的一波三折映射了新旧婚姻观的转变与冲突，哥哥尼古拉斯这一极具内涵的人物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复杂、革命形式的迷茫，奥布朗斯基贱价卖地表明了地主阶级没落的必然。而安娜不幸的婚姻，是旧贵族间畸形联姻的缩影。
纵观全文，一共出现了三位重要的男性配偶：第一位的是正直有志气的好人代表――列文，纵然他确实还是地主阶级，但他作为自传性质最浓的角色，作者对其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列文的言行举止蕴涵和主观善恶即为托尔斯泰的缩影，同时列文也是托尔斯泰直接传达其宗教思想的对象，认同“上帝是灵魂的归宿”；再者是弗伦斯基，即便他是上流社会轻薄放荡的代表，他对安娜突破世俗的情感尚令作者欣赏，同时作者对这个年轻的男孩有着关怀孩子般的宽容忍让，设置安娜的死让；最次的自然是卡列宁，他是作者极讨厌的冷血动物、官僚机器，托尔斯泰令他最终也投向了上帝的怀抱，达到了感化的目的。可惜的是，安娜身边的两位男性都不契合安娜对爱情的想象。在那样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她的丈夫供给她钱财挥霍，令她羞辱不堪，而弗伦斯基只是毫无顾忌地追求一位有妇之夫，毕竟追求成功便是一桩美事。
文章在开篇就提及“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安娜婚后生活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里，不论是其丈夫所工作的政界，或是生活着许多如她一般贵妇人的社交界，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纷纷成为私欲的奴隶。安娜在未谙世事的年纪作为家族工具嫁给了大她二十岁的卡列宁，抛开年龄的隔阂、丈夫“不风雅的外貌”不谈，造成安娜婚姻不幸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婚姻宗旨不合 [5] 。卡列宁将这场婚姻看作自己政途上的一点装饰，年老而古板的政客和生机勃勃的安娜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注定了这是一场无爱的婚姻。
就如安娜死前的醒悟，弗伦斯基与自己的结合，不仅仅处于爱情，更为了在上流社会出一把风头，给自己添点好名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不是安娜的期待，所以她时时刻刻怕弗伦斯基抛弃自己，娶了公爵小姐。猜忌和悲哀越积越多，最终安娜疯魔了，一跃而亡。她的死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她看不起上流社会，看不起丈夫，一生所寻在她的身边根本找不到。没了爱情就如蜡烛没了空气，安娜生命之烛在万念俱灰中熄灭了。
在这场拥挤的婚姻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尤其是卡列宁夫妇，一个卧轨而亡，一个皈依宗教。这样的悲剧折射出俄国社会的残酷现实。
3. 安娜・卡列尼娜――一只异于时代的爱情鸟
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前，便决心创作出一个背叛家庭却让人恨不起来的角色，于是极端追求爱情的安娜诞生了。放在现代，安娜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她为了爱情甘心与供养她的丈夫决裂，离开心爱的儿子；她一开始与情人无比的小心，甚至不许情夫提“爱”字，因为“它有太多意义，远非人所理解”；她愿意为了弗伦斯基漂浮不定的爱意去联系丈夫离婚，即使她知道这会招来羞辱，也会失去心爱的孩子；甚至到最后，为了惩罚弗伦斯基，让他正视自己，让那爱情复燃，她纵身一跃，被扎死在铁轨上。由此可见安娜的性格有巨大的缺陷：精神的空虚，对男性的依附，对爱情的偏执。上文已提过，安娜无比缺爱，她如此疼爱儿子谢廖沙，何尝不是掺杂着渴望谢廖沙对她无条件的爱呢。为了儿子她可以不离婚，而为了讨好情人她又抛弃了儿子，前后矛盾暴露了其对狭隘个人情爱的追求。
倘若安娜没有遇见弗伦斯基，她或许为了儿子和传统道德愿意忍耐虚伪冷漠的丈夫，可当她被另一个年轻机灵的男性吸引，这场婚姻必定半路夭折。精神上的空虚令安娜对爱情渴望得如久旱的甘霖，从而弗伦斯基一出现就吸引了安娜的注意。这也成为了安娜悲剧最大的原因：安娜永远得不到理想的爱情，精神上痛苦和愧疚的双重折磨最终导致其悲剧。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安娜的“冤”是什么？是上流社会对她人性的束缚与压迫。安娜自然是不肯屈服的，她“伸冤”的手段便是违背了婚姻的秩序和社会的规范，来追求爱情的刺激。当卡列宁试图用剥夺儿子抚养权、不离婚的手段惩罚安娜，这必然是不合理的，她的不忠并非是由丈夫和社会来裁决，而是应当由上天进行判断。因此卧轨而亡是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必然，死亡即对一切束缚的摆脱，灵魂飞入天际，剩下一切只听上帝定夺，她的命运要用衡量善与恶的尺度来决定。安娜的形象既罪恶又圣洁，她在不断地忏悔中恐惧、煎熬，符合普遍的人性弱点：在诱惑面前的犯罪，在犯罪后的忏悔，循环往复成为一种人性困境。当安娜的形象反映出许多人的特点，人性困境不断被放大，从而也形成社会困境，安娜就是其中的典型。
托尔斯泰是赞美安娜的，安娜的优秀和不同凡响首先在于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解放、生命意义、爱情自由的渴求。“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觉醒中的安娜的坚定的呼声。安娜的觉醒是女性个性解放的表现，这同样受作者提倡。而极力追求生命的愉悦，甘做私欲的奴隶，却是安娜悲剧的根源，也是她命运的必然。在文末几张中，安娜狂涨的控制欲和她病态的患得患失展现了其精神的脆弱，这早已不是原本活泼的安娜渴望的自由，她从一个牢笼脱出，又陷入自己编织的网里。个性失去了理性的束缚，伤害了他人，违背了道德，必然反噬自身。
4. 结语
托尔斯泰曾表示，安娜在其写作过程中跳脱出他原定的构思，作为有灵魂的人物得到了应有的结局，因此安娜这一形象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她自由了又未完全自由，她觉醒了又未完全觉醒，最终走向了死亡，得到了灵魂的升华。这样一个结局，不仅传递出作者的思想，安娜人物的塑造和整部书的艺术死亡之美也走向了顶峰。从此《安娜》被翻拍了一遍又一遍，那绝望的一跃成为无数读者终生难忘的场景，人人为其一生追求爱所打动。对于安娜，这样是否得到了灵魂的慰藉呢？想必答案是肯定的吧。
“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对安娜命运的思考
摘要：对于《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命运的安排，其作者托尔斯泰在卷首的引文里早早用《圣经》预示：“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然而许多评论家与读者仍对安娜凄惨命运报以了同情与不解。为探究托尔斯泰对安娜・卡列尼娜命运安排合理性问题，本文将结合托尔斯泰自身宗教思想和创作背景，从作者、文章内容及安娜人物内核三个方面分析其悲剧结局的原因。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命运，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