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Overview of the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Biograph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记文学译入的社会历史语境和 文化语境
中国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翻天覆地的三十年。政治上，国内面临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国外又要应对侵略者的攻击，中国的复兴大业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的方向，直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为黑暗中的中国送来了点点星光。五四爱国运动中，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表现出了伟大的力量。文化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新青年们想尊孔复古逆流开展猛烈进攻，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文学革命兴起，新文化社团涌现，多元的新文化思想对文化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知识分子们肩负着启蒙民族、新民强国的重任，文学工作者们将拯救民族作为自己的责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先进的思想无疑促进了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空前解放了民众的思想，也为了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传记文学的译入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国内知识分子希望用文学革命的方式革新思想、影响政治革命，现代文学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受到的影响颇深，带有忧国忧民的印记。正如唐?(198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诞生的，深深地铭刻着五四运动的时代烙印，从内容到形式，从性质到方法，无不显示出这一引人注目的特色。” [1]
1919~1949这三十年间，西方传记文学大量传入，对当时革命的形式和我国现代传记写作都造成了影响。“传记文学”这个概念自从明确被胡适提出之后，一改古代仅为记录历史事实的作用，演变成为了社会改造和革命中的重要角色。辜也平(2018)说：“社会思潮和社会状况使得有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从事任何文化工作时都保持着直面现实的自觉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诞生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现代传记文学必然带有忧国忧民的特有印记。”( [2]: p. 156)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带着强烈的目的性，一部部优秀的传记文学被译入国内。
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翻译理论发展
中国译学经过长期的积累与提炼，发展到五四运动时期并逐渐趋向成熟。译者们的译学思想都被简单的融入到几个字中。理论探索成熟期最具代表性的译论主要有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翻译艺术论”、林纾的“谈翻译之难”、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国外的翻译理论中，“施莱尔马赫就曾提出译文或尽量向原作者靠拢，或尽量考虑读者的需要，纽马克曾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崔永禄，2004) [3] 这表现出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相似之处。这种面对译入语读者，为读者提供自然流畅的译文的翻译策略和理论可以统称为“归化”。在这些理论中，严复的“信达雅”在中国译论中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这个标准结合了古代佛经翻译和其自身的翻译实践，在翻译理论领域和指导翻译实践方面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信达雅”为翻译标准，就是说翻译要做到忠实于原文，译文流畅明白以及文字典雅。这三点要求其实就是1919~1949年这三十年间指导大部分汉译传记的标准。这类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容易被大众接受，有其自身的优点。
但这个时期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和“硬译”。鲁迅的“信”与前人大有不同，他的“信”指的是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言内容和语法结构。这种强烈的“异化”方式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这种翻译策略也有其优点。异化翻译可以保留源语特征，吸纳外语表达方式，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异化翻译可以让读者从译文中体会到原语的文化与民族特征，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也是当时译入传记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
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记文学汉译活动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的英汉传记文学专著。首先只选取英译汉文本；另外，选择的传记一定是公开发表的传记专著，主要是为了排除当时在一些期刊或者报纸上发表的短篇文章。这两点的原因是为了方便统计和分析，增加数据的可信性。
从译著出版时间来看，可查阅到的1919~1949年间出版的英译汉传记文学专著共有102本。其中涉及的传记种类丰富，有自传、他传、评传等多种传记形式。有单人单本的传记专著，也有涉及具体某一行业的名人传记合集。足以见得当时的汉译传记形式多样，种类丰富。而根据这三十年间社会历史语境因素，以1937年为分界点，将1919~1949分割为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分类论述。从中可以看出译者选择译本的特点。通过整理书目数量及分布，进行书目数量的对比来梳理和分析变化的原因。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汉译的传记文学书目情况可以按照传主对汉译传记文学书目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政治军事家类(革命家、君王、总统、军事家)、财经类(商业大亨)、科学技术家类(科学家、发明家)、文学艺术家类(舞蹈家、音乐家、文学家)、哲学思想教育家类(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宗教家)、杂传类(没有特定主题的传记合集译本)、女性传类。传记数量统计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1919到1936期间可查阅到的传记著作共有57本。其中政治军事家类8本、财经类1本、科学技术家类12本、文学艺术家类10本、哲学思想教育家类12本(其中传教士专著有6本)、杂传类6本、女性传类8本。
“‘五四’新文学翻译是继西学翻译高潮之后的又一次新的翻译高潮，与西学翻译高潮相比，无论是在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其影响的范围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王秉钦，2018) [4]
表1. 译入传记数量统计
这一时段的汉译传记，重点是向文学和哲学思想方面倾斜，对于外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以及作家都有相关的文本译入。如刘国钧译《亚里士多德》、钟建闳译《近代名人与近代思想》、詹文浒译《近代欧美哲学家》、徐懋庸译《托尔斯泰传》等。这一时期思想界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传入大量的马克思学说，但是在英汉翻译领域，一些欧美先进思想不断传入，也是成果众多。比如，张邦铭、郑阳和在其译的《托尔斯泰传》的《译者弁言》中说到:“托尔斯泰之名，与世界改造问题有多大之关系。故今日文化发达之国，莫不以其传记学说分别违译，以资研研。” [5] 由此可见，翻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实则不是对于托尔斯泰生平的介绍，而主要是为了介绍其思想，为了改革，为了革新人们的头脑而引入新的思想的楷模。
在分类中，女性传记的汉译数量不少，我将其单划一类。这些女性传记专著涉及的有护士、革命战士、舞蹈家等。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比如，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编译《巾帼英雄传》、吴建庵译《南丁格尔格言录》、叶舟译《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刘美丽译《功成名就的妇女》、于熙俭译《邓肯女士自传》、高君伟译《盲聋女子克勒氏自传》等。译者们会在汉译的书名中特地强调“女性”的特点，希望用这种方式提升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另外，对女性传记进行汉译的译者大多都是女性，这也表明了当时社会的优秀女性用汉译女性传记的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以及她们希望改造社会现状的迫切愿望。比如《邓肯自传》，书中“更多的是透过邓肯的言行而开展关于妇女解放的思考，对于邓肯的舞蹈艺术尤其是舞蹈本体的评论和分析相对薄弱。”(桂强，2018) [6]
1937~1949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传记著作共有45篇。其中政治军事家类18本、财经类0本、科学技术家类4本、文学艺术家类6本、哲学思想教育家类4本、杂传类8本、女性传类5本。
与上个时间段相比，政治军事类传记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其中包含各个国家的领袖，开国元勋，将军等。比如《维多利亚女王传》、《罗斯福传》、《我之奋斗》即《希特勒自传》、《现代欧美名将外传》、《英国名将剪影》、《丘吉尔自传》、《赫尔回忆录》等。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自传》，仅在1937年就出版了四个译本，多个出版社争相发行并在短时间内多次再版。《毛泽东自传》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并畅销全国各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文化、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又比如卢特威著，黄嘉历译《罗斯福传》中，黄译本的译者序称：“罗斯福能够在美国的历史上创连任三届总统的记录：在今日逆流汹涌的世界中，作中流的砥柱：撑民治的巨纛，为人类的自由搏斗，无论在哪一方面，不佞都觉得有将他的生平介绍给国人的必要，爰将本书译成中文。” [7] 由此可见，翻译绝不是简单的把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其背后所背负的文化和历史底蕴都在文字上有所表现。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反映出了历史环境下传记翻译的局限性，这一时期创作或是翻译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现实政治的严重制约，都受到战争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李婷，2018) [8]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体现在汉译传记内容上。这个时期有大量外传，逸事传记还有秘史传记译入，比如李木、宋昆译的《世界名人逸事选集》、《欧美名人秘史》、方洁译的《世界名人轶事》。这些传记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正传，史传，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带来了西方的传记的写作方式。比如羽沙译的《名人轶事》一书中记录的是罗斯福、爱因斯坦、爱迪生等世界名人及美国影星的逸事，比起广为人知的名人故事，一些描写名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甚至是鲜为人知的经历更能吸引读者。这一变化就体现出了前期随着大量传记的传入，其扮演的多是科普的角色，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读者需求变化，他们希望更加深入地了解名人的其他故事。这也反映出了中西方传记写作的差异，中国传统的传记写作会认为其是旁门左道，而到了这个时期，此类传记也传入了中国，经过汉译并且出版。这种新传入的传记写作方式也对我国的传记写作具有促进作用。多名传记作者提倡在传记中进行自我剖析，敢于写出真实的自己。当时，郁达夫提倡传记文学写作“就写我的卑鄙龌龊。”比如斯特莱基著，卞之琳译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 [9] 中，除了记录女王的生平，更加注重女王的心理活动描写，性格形成过程的刻画，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来刻画女王的角色。这种与中国的传记写作方式明显不同，在当时也开始被慢慢接受。为当时国内传记写作发展提供了借鉴。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汉译女性传记的女性类型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如，胡山源译《现代欧美女伟人传》、李霁野译《简・爱自传》、沈?译《雪娜自传》、刘美丽编译《基督教著名妇女小传》等。与上个时间段相比，女性传记传主身份进一步的扩展，向更加平民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雪娜自传》，传主斯坦林・雪娜“不是名人，不是重要的人，而仅是一个命苦的普通人。因为命运的捉弄不得不成为娼妓。”( [10]: p. 2)译入这本自传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思想，让人争相效仿。而是为了反映社会最黑暗，最真实的一面，希望有志之士能为改善这种局面而努力。
通过对比两个时间段也会发现一些共同点，当时受“西学东渐”思想的影响，中国一直以来不断尝试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科技翻译在三十年间一直都是热点话题，在传记文学汉译方面，则表现为介绍西方著名的科学家。介绍其成长轨迹，钻研的精神和科技成果。比如《爱迭生小史》、《少年发明家的故事》、《人类惠师爱迪生》、《诺贝尔传》、《达尔文自传》、《马克士威》、《牛顿传》等。
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记文学汉译特点总结
总体来说，1919~1949这三十年间汉译传记文学的特点如下：
(一) 译者向专业化发展
在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传记翻译始终背负着特定的任务。在这样的任务的驱使之下，20、30年代的译者们最初多是兼职译者“那时文坛中人几乎无一不是既创作又翻译，甚至是越有名的作家越是如此。”这个时期的翻译代表人物有沈雁冰、鲁迅等。在他们的领导和努力下，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积极健康的发展。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学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异口同声地支持译入外国文学。所以会发现这个时期的传记译者人数多，他们或是留洋学生，或是精通多个领域的“通才”。有些译者的生平信息已经很难找到，还有一部分则仅仅留下笔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传记翻译完全是为了填上国内急需解决的译入文学的缺口，所以未能出现专门从事传记翻译甚至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并且拥有极佳的文笔的译者。随着时间的发展，40年代时，出现的卞之琳，傅雷、董秋斯等都在之后成为了翻译界的名家。“现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家，有不少是冒着抗战的烽火闯入翻译文学阵地的。”随着时间的发展，人才的增多，人们对于翻译的研究也更加深入，翻译有了更加精细化的分工。各个国家的作品也有不同的译者负责。比如巴金对于俄国作品的传入做出了巨大贡献。傅雷译入了多部法国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和传记。
(二) 传主选择向广泛化发展
从上文的统计数据来看，传主职业广泛，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国家。整个时间段，科学家、文学家都是汉译传记的主流选择。比如作家托尔斯泰、萧伯纳、易卜生、杰克・伦敦，发明家爱迪生、诺贝尔、达尔文、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等。女性传主数量增多，如护士事业创始人南丁格尔、现代舞开创者邓肯、海伦・凯勒、辛普森夫人传、娼妓雪娜等。“平民传主的大量涌现，使传记文学从高文大册走向大众化，更接近地气，更利于普及，因而鼓励青年多读传记，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陈含英、俞樟华，2019) [11] 从局部变化来看，传记传主选择受社会历史背景影响，使得每个时期的传主选择表现出独特的特点。比如在20年代之前，传教士为传主的传记文学数量繁多，如马礼孙、杨格非、圣达尼老等。这类书本就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由教会扶持，教会传记文学出版量大而且涉及到的传教士多。20年代之后，民国政府以法律形式限制教会学校的发展，教会随着抗日战争进行逐渐向内陆迁移，最后渐渐地离开了中国。这也使得传教士传记衰落。随着国内的战事和抗日战争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将军领袖传主甘地、希特勒、富兰克林罗斯福、毛泽东、丘吉尔等。
(三) 译入语言向通俗化发展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之前，译者们就意识到了白话文改革的重要性。严复翻译的指导思想是“信、达、雅”，但是对于面对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文字转换时难免遇到一些新理念、新名词。“由于文言文的限制，他的译文尽管经常是‘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经过慎重地思考，译本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认为文笔‘太务渊雅’，不够通俗。后来林纾翻译西洋小说，同样面临这种挑战。”(徐中玉，1992) [12] 翻译与文言文的矛盾积怨已久，而白话文运动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使得汉语得到了更好的传播，能够更加精准地传达西方思想。
新文化运动之后，推广白话文的运动在知识分子间很快展开，白话文已经成为翻译使用的主要语言。由胡适领导的文学改革占主要的地位，改革者们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高小说、戏剧、诗歌的地位，提倡诗体大解放。他们还通过译入一批西方作品的方式，来为中国的新文化提供借鉴。这个时期的主流译本，基本都是在现在读起来也会十分流畅的白话文。汉译传记摆脱了文言文带来的语言障碍之后，能够更加明确的传达原语作品中原作描写的传主的心理世界与感情世界。
(四) 译本质量向精细化发展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和原语文化之间的影响。如果原语文化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更接近于原文，体现充分性。如果原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和纯洁性。此时，译者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Venuti, 2012) [13]。20、30年代，正是新文学刚开始起步的时期，文学翻译的任务主要是希望改变传统的思想模式，希望从西方学习到新的传记写作模式，引入外国新鲜的文艺气息。到了40年代，虽是一片兵荒马乱，但翻译者们显示出的却是无比的自信和从容。这是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改变以及翻译地位在整个文学领域的改变，促使了翻译态度改变。程麻对这一转变解释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另外，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国也是个有资格与欧美各国自主合作的‘加盟国’” [14]。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译者们不再对外国的作品盲目崇拜，提高了对自己国家文学的重视。“翻译者们不再满足于‘硬译’，对译文更加追求精美，以及文学翻译理论的初步形成等等。”这种翻译方法的变化和译本的精细化的发展，反映了中国与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多方面影响因素的变化。
(五) 目的向多样化发展
汉译传记文学在当时可以作为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参考资料和证据；作为科普读物，介绍名人给大家认识；作为闲暇时的读物，作为日常消遣的工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汉译传记文学更多的是为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服务。
其主要功能之一是作为革命的宣传资料。他们的文学翻译作品主要发表于当时的期刊上，期刊上的文章不仅是用来进行文化革命的工具，更是国内革命者表达革命思想的重要方式。传记文学几乎是每一种刊物上不可缺少的专栏。通过人物介绍与评论，来宣传革命从而获得宣传效果。所以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传记文学对社会的价值大大超过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在这样的目的指导下的作品，译者权力较大，会根据革命需要对原文本进行适当的重写或者删改，希望用翻译过的文章影响译入语读者的思想，使得汉译文本符合革命需要。
另一种主要目的表现在文学革命上是用一种“异化”的方法，将英文传记中的思想内容和语法句式原封不动的翻译过来，为的是引入西方的传记写作方法。“正是通过这些体现着西方文化原貌的译本，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模式的特点，认清了每个民族都处于世界的多元性的整体之中，从而深化了兼容并包的‘世界意识’。”(邹振环，2000) [15]
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记文学汉译的不足
传记文学汉译上，思想和文体的解放大大推动了传统翻译内容和翻译方法的重大转折。但是，汉译作品仍然存在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不足之处。
王秉钦在概括现代文学翻译发展时说到，文学翻译具有特殊性，文学的审美价值决定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其内容必将经过合理转换。而在早期的翻译作品中，由于“翻译定义的泛化和翻译与创作界限的模糊化”，造成了一些翻译作品会出现“以译代作、译中有作、译作合一”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传记文学汉译方面表现得并不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译作会出现随意删减的情况。如黄嘉历所译的《罗斯福传》译者在译者序中就提到了“书中有若干不合国情的外国典故，为国内读者所难以了解的，都予以删去，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希高明不吝赐教，甚幸。” [7] 上文已经介绍过，黄译本的目的在于汲取罗斯福的思想，影响读者，而不在于传播西方文化或是传记写作方法。所以黄译本在内容处理上采用删减的方式达到其翻译的目的。
人名地名音译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大量的传记文学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缺乏统一的音译标准，导致译文不够流畅，晦涩难懂。不同的译者会对同一本书的书名有不同的翻译，比如高君伟译《盲聋女子克勒氏自传》和应远涛译《海伦凯勒自传》、吴颂和译《爱迪森》和钱临照译《爱迪生》。比如《马克士威》中介绍到Maxwell的母亲“是一个著名的脑生不说(Northumbrian)家庭的一员。”( [16]: p. 2)这里的“脑生不说”的翻译其实指的是“诺森伯兰郡”这个地名。而文中的翻译看起来不仅突兀而且让人不知所云。因为这样的翻译看起来及其不像地名，可能会引起读者不必要的误会。受当时译者水平和信息传递速度的影响，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准。但值得肯定的是，译者都会通过在括号中写出原英文拼写的方式，方便读者查证，体现译文的严谨性。
虽然白话文推广运动影响大，但是有些汉译传记虽仍保留有一些古文特征，保留了文言句式并且出版书的排版多是竖排。比如钟建闳翻译的由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出版的《近代名人与近代思想》中，“此则吾书之本也”“卢骚所倡之说也。观此一语。则可知卢氏声威之大矣。”，书里有些语句文言特征明显，好在措辞已经接近现代，读者阅读起来并无障碍。
6. 结论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记文学汉译伴随着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共同发展，译者们从西方汲取先进思想、传记写作新模式，不断探索更加完善的理论。这一时期译入的传记文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写作的发展，让传记文学脱离了史学的范畴，抛开了枯燥的标签。中国的现代传记文学在五四运动之后攀升到了一个新阶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传记文学汉译整体表现出了译者专业化、传主选择广泛化、译入语言通俗化、译本质量精细化和译入目的多样化等众多优点，虽然在翻译规范、翻译方法和语言使用上仍有缺陷，但已经突破了传统语言和思想上的桎梏，抵挡不了传记文学汉译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之大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记文学的汉译研究
摘要：本研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这三十年间传记文学汉译活动进行了研究。主要从三十年间的汉译传记作品入手，对汉译作品进行分类整理和数据统计。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和主要的翻译理论，举例论证译者对于传记传主的选择和译入原著选择的特点。本文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得出三十年间传记文学汉译的特点包括：译者专业化、传主选择广泛化、译入语言通俗化、译本质量精细化和译入目的多样化。最后指出这一时期传记文学汉译上的不足。
关键词：传记文学，英汉翻译，新民主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