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ubversion and Unity of Reality and Fiction—The Binary Opposition in Atonement ()
1. 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全名伊恩・罗素・麦克尤恩，英国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和编剧，其散文风格克制、优雅，但常表现恐怖和变态主题。他的前两部短篇小说集《初恋，最后的仪式》和《在床上》都以怪诞的演员阵容为特色，讲述令人不安的性变态故事、黑色喜剧和对恐怖的痴迷。他的第一部小说《水泥花园》，描述了一个乱伦的孤儿家庭的衰落。“麦克尤恩早期的作品刻意令读者反感，可被称为一种‘震荡文学’，满纸尽是乱伦、残暴、变态性行为和谋杀，描绘出现代社会一幅幅阴森恐怖的画面和挣扎在其中被形形色色的欲望所折磨、所扭曲的灵魂。” [1] 20世纪80年代，当麦克尤恩开始抚养孩子时，他的小说变得不再那么耸人听闻，而是更多地关注家庭和政治。例如，《赎罪》追溯了20世纪30年代由一个谎言所带来的长达60年的后果。
《赎罪》发表于2001年，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体现了麦克尤恩娴熟的叙事艺术。但人们在分析《赎罪》时，往往关注其伦理视角、故事情节、心理分析和文学流派，却忽略了小说中的深层叙事结构。本文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分析《赎罪》中主要语素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揭示小说如何实现二元对立的消解，达到真实与虚构的统一。
A・J・格雷马斯文学符号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 [2]
上述关系可以用一个“符号矩阵”表示。如图所示：
在上图中，X和反X之间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非X和反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非反X和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非X和X之间互补，非反X和反X之间互补。
2. 《赎罪》中的符号矩阵模式
《赎罪》中的基本构成要素有：布里奥妮、罗比、塞西莉娅、艾米莉。布里奥妮是故事中最主要的人物，即符号矩阵中的X；罗比是她的对立面，即反X；艾米莉没有明显针对罗比但她纵容了布里奥妮对罗比的陷害，即符号矩阵中的非X；塞西莉娅深爱着罗比，决不宽恕布里奥妮对罗比造成的伤害，是符号矩阵中的非反X。因此，《赎罪》中的四个语义素可以用如下的符号矩阵表示：
由上图可以得知小说的基本结构和人物关系：布里奥妮陷害了罗比，给罗比造成了长达一生的伤害。而知道真相的艾米莉，即布里奥妮的母亲，纵容布里奥妮陷害罗比。因此，布里奥妮和罗比呈现出二元对立的关系，他们的矛盾是故事的主要矛盾。此矛盾的高潮为罗比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因病身亡，使布里奥妮永远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向罗比道歉。而罗比因为布里奥妮的谎言至死都在赎自己从未犯过的罪，并且失去了与塞西莉娅生活在一起的幸福，且终身未婚。艾米莉作为布里奥妮和塞西莉娅的母亲，为了给塞西莉娅找到符合她阶级的结婚对象，知道真相的她不仅从未为罗比辩解，还纵容布里奥妮撒谎陷害罗比。在本质上，艾米莉和布里奥妮是统一的，都出于种种原因违背了正义和道德。塞西莉娅在布里奥妮说谎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了妹妹的丑陋之处，却没有证据证明罗比的清白。自罗比入狱之后，塞西莉娅与布里奥妮之间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3. 真实与虚构的颠覆
在小说开头，布里奥妮原本是以讨人喜欢的形象出现。她非常讲究整齐，甚至她的房间是这幢房子的楼上唯一整洁的房间。她向往的是一个有秩序、井井有条的世界。她还被家人认为是非常有文学天赋的孩子。她对世界的认识也十分纯粹：“结婚――更确切地说是婚礼――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它循规蹈矩，井然有序，是对美德的一种回报，而且有着盛大的仪式和宴会，还有令人陶醉的白头偕老的诺言。美妙的婚礼还暗示着性极乐，这对布里奥妮来说还无法想象。” [3] 从第一部分的第一章来看，布里奥妮只是个天真、不谙世事、对世界存有美好幻想的孩子而已。
然而，在第一部分的第三章中，布里奥妮遇到了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罗比高傲地抬起一只手来，仿佛正向塞西莉娅发号施令。奇怪的是，姐姐竟然拗不过他，开始飞快地脱去自己的衣服。现在她的裙子都滑倒了地上，而他则双手叉腰，一脸不耐烦地看着她从裙子里跨出来……看着姐姐遭受这般羞辱，她觉得自己该把眼睛闭起来才是。” [3] 这一幕给布里奥妮留下的印象太深以至于她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布里奥妮在十岁时在罗比面前故意跳水以试探罗比会不会救她。当罗比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救上来后，她却对他说“我爱你”。这说明她沉浸在自我想象的世界里无法自拔，而且她无法分清爱与关心，无法理解性，也无法理解成人世界中的微妙情感。她一直在遐想，一直在猜测，一直在怀疑，一直在假设。“自我”是未成年布里奥妮的最关键表征，她为自己建立了一整套有序的世界观，不容许其他人侵犯。在她的想象世界中，其他人的真实想法是模糊的、无需深入探究的，自己所奉行的有序秩序才是圭臬。
她如此沉溺于想象中的世界，以致她偷读罗比写给塞西莉娅的信后凭自己的直觉产生了极度的恶心感。“事实证明，布里奥妮确实通过她的想象重造了一个世界。一如凯瑟琳・莫兰，布里奥妮也用其想象力把一个无辜的人设想成有罪。” [4] 她认为自己有帮助姐姐的责任，虽然她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姐姐会跟她翻脸。她甚至永远不会原谅罗比的下流思想。不知道她的悲伤究竟是感觉姐姐受到了威胁，还是在想象世界中感觉罗比“背叛”了自己。她对罗比有着先入为主的看法，相信的力量在布里奥妮的世界里超乎于眼睛。她告诉罗拉，罗比是个色情狂。“只有她更为专注地投入，她才能压抑住那些疑虑。” [3] 在潜意识里，布里奥妮清楚自己对于喷泉事件以及罗比“下流”文字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无知的，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相信了自己仅凭想象就得出的结论。这种模棱两可而又不负责任的想法是布里奥妮对于既定秩序的坚持，也是对自己想象世界权威性的维护。从“喷泉困惑”“跳水试探”和“偷读信件”这三件事为布里奥妮对罗比的灾难性误解作出铺垫，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初见端倪。
“布里奥妮的待救公主型的自我虚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道德剧的阅读吸纳而渐渐隐去，代之以更为积极主动、更具成人色彩的英雄形象。” [5] 在第十章中，布里奥妮误打误撞地走进了藏书室，她看到了罗比与塞西莉娅做爱的场景，但却认为那是“一次袭击，一场肉搏战” [3]。这便是布里奥妮对罗比产生灾难性误解的关键时刻，处于想象世界里的她再一次被自以为的正义感占据了，她认为是她的出现救了姐姐，尽管姐姐与她擦肩而过时没有一点感激或如释重负的表示，并且罗比也没有做色情狂做的事情――攻击她，罗比甚至根本没有抬头看她。种种事实表明她无需为成人感情的事操心，可她仍旧被想象牵住了鼻子――她认定罗比是色情狂，并且只根据自己的臆测来证明自己想法的正确性，而置现实于不顾。刻板印象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条鸿沟，布里奥妮的自我意识刻意忽视了他者的反应与思想，用故意误解或曲解加强对自我的肯定与对想象世界权威性的认同。
在陈述案发经过的过程中，布里奥妮意识到了罗比犯此罪行的种种疑点，“布里奥妮陈述案发经过，但控诉的内容有重重疑点，犹如釉面上的瑕疵和细纹。每当布里奥妮意识到这些疑点时，她就感觉胃中猛然一沉。” [3] 她明白自己在作此判断时并没有事实依据，即她事实上诬陷了罗比。即便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她也没有胆量向审讯官坦白自己对罗比的诬陷――她无法面对被揭穿伪善后的阴暗的自己，因此她最终选择了将错就错。“当罗比在黑暗中单枪匹马搜寻，并于第二天清晨肩背手携双胞胎归来时，迎接他的不是赞扬和感谢，而是警察银色的手铐。” [6] 诬陷他者这一行为使得布里奥妮彻底陷入一种道德困境，即真实与虚构的颠覆。
4. 自我与他者的抗衡
艾米莉作为布里奥妮的母亲，她的想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布里奥妮。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第六章，艾米莉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脑海里操心着孩子们的未来。“过了好几分钟，她听到卧室外走廊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听起来有点闷，她推测一定是赤着脚，所以那肯定是布里奥妮。” [3] 虽然艾米莉由于身体原因不能时时看着孩子们的动作，但她躺在卧室也可以做到推测房子里其他人的一举一动。“别人耳中的嗡嗡之音，在她听来却是黄钟大吕。她那警觉的感官就像一台古旧的收音机，伸出猫须，随时微调，放大了的声音几近令人难以容忍。她躺在黑暗中，却知道一切。她动之甚少，却知之甚多。” [3] 通过对艾米莉感官的描述，麦克尤恩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病重卧床却知晓其他人动态的母亲形象，为下文艾米莉推测到强奸罗拉真正的凶手却纵容布里奥妮诬陷罗比作了铺垫。艾米莉比家里其他所有人都更清楚每一天她所在的房子里在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她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明白房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及前因后果。
“她侧着身，一只手抓住枕头的一角，一动不动地注意着整个屋子的动静。起先没有任何异常声音，后来传来一阵轻声尖笑，又很快地戛然而止，就好像黑暗中一盏忽明忽暗的灯。那是罗拉。她正在婴儿室与马歇尔在一起。” [3] 麦克尤恩没有继续描述罗拉和马歇尔正在做什么，这给予了读者想象的空间：为什么他们让婴儿室的孩子们出去了，然后两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他们究竟在做什么？罗拉为什么发出了一阵轻笑？轻笑暗示了什么？在第一部的第十三章，布里奥妮认为罗拉被强奸了，并且坚持说强奸罗拉的人一定是罗比。然而，犯下罪行的人真的是罗比吗？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在本书的第三部得到揭晓：马歇尔和罗拉结婚了。罗拉“被强奸案”的真相是，罪犯不是被判有罪的罗比，而是被认为“清白”的马歇尔。艾米莉知道真相，但她的自利己主义默许布里奥妮作伪证，且阻断了布里奥妮反悔的余地，目的是阻止出身“下贱”的罗比和自己的女儿塞西莉亚在一起。艾米莉出于私心，损害了罗比的幸福，也使布里奥妮背上了谎言所带来的枷锁。
在第一部的第十二章，艾米莉“想起了饭桌前的罗比。在此之前，艾米莉已经注意到他那呆滞的神情中已经有些躁狂。难道他抽了大麻？艾米莉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关于大麻的文章，这些大麻让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变得精神失常。艾米莉很喜欢罗比，也为格蕾丝・特纳感到高兴。事实证明罗比的确是个聪明的孩子。” [3] 艾米莉的思绪飘忽不定，她看似欣赏罗比，认可他的聪明，实际上字里行间透露出她的虚伪，“杰克曾提出为罗比支付学费，但艾米莉表示反对，这有点多管闲事的意味。” [3] 在看似善良的外表下，艾米莉实则是个非常势利又伪善的人，她看不起出身低下的罗比，也不愿意资助他，却违心地认为自己喜欢罗比。布里奥妮对于罗比的看法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母亲的影响，母亲对罗比的偏见是导致布里奥妮对罗比持有灾难性误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罗拉被强奸之后，布里奥妮还没等罗拉回答就主观性地判断做出这件事的人就是罗比。在罗拉说出可能不是罗比之后，布里奥妮却依然把这种判断强加在罗拉的意识中――犯下罪行的人一定是罗比。布里奥妮对罗比的种种误解、臆测与诬陷使她与罗比形成了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在布里奥妮幻想向罗比和塞西莉娅道歉的场景中得到了证实：她想象中的罗比对她说，“该扭断你的脖子呢，还是把你推出房外，扔下楼梯？” [3] 这是深陷道德困境的布里奥妮想象中罗比与她抗衡的局面，反映了布里奥妮陷害他者后内心的彷徨与内疚，以及对自我的怀疑。
塞西莉娅在布里奥妮诬陷罗比强奸了罗拉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了妹妹的丑陋之处，自从心爱之人被诬陷入狱后再也没有原谅妹妹布里奥妮。在给罗比的信中，塞西莉亚把布里奥妮描述成“幻想狂”，“梦想家”，体现了她对沉溺于想象世界中的布里奥妮的厌恶和轻视，而布里奥妮直至塞西莉亚死去都没有摆脱姐姐对她的这种印象。正是布里奥妮想象世界中的理所当然和所谓的正义毁了他者罗比的一生。
5. 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
对艾米莉来说，聪明在财富面前一文不值。她想要女儿塞西莉亚嫁给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而不是罗比这种聪明却穷困的小伙子。同布里奥妮一样，艾米莉也应该赎罪。作为一个成年人，明明清楚自己对布里奥妮说谎的纵容会给罗比和塞西莉亚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仍因私心踏上了无可挽回的路。她的私心是以利己主义的表现，是对他者无情的贬低和践踏。罗比作为与艾米莉相对的他者，平白无故遭受了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而艾米莉的自私目的最终不仅没有实现，还失去了两个女儿的信任和爱。塞西莉亚在罗比入狱后不久就和艾米莉断绝了关系，布里奥妮长大后也意识到艾米莉看似支持了自己，实则把自己推向了没有尽头的赎罪深渊。布里奥妮与母亲断绝往来的决定，是消解自己与罗比二元对立关系的一个尝试。让艾米莉遭受不亚于罗比母亲的痛苦是她赎罪的一部分。
在第三部，布里奥妮终于见到了姐姐塞西莉亚，结果塞西莉亚对她说永远不会原谅她。“她姐姐露出狂野的笑容，这时布里奥妮才明白，她对姐姐是多么地害怕。她怕姐姐生气，但更怕姐姐嘲笑她。” [3] 担心塞西莉亚的指责是布里奥妮自我意识弱化的表征。未成年时的布里奥妮自我意识过强，在陷害罗比时没有想到姐姐会有多么伤心、失望、生气；但成年后对姐姐反应的担心把她对他者的共情心理展露无遗，因为这是布里奥妮想象中与塞西莉亚的会面，现实中的她并没有再见过塞西莉亚。
布里奥妮在第三部中作为一个护士，放弃了自己进入大学深造的梦想，打破了天真的自我主义。成为护士是布里奥妮强迫自己面对现实的第一步，这个选择是她试图从道德困境中解脱的一个尝试。她通过逃离家人缓解道德焦虑，同时在服从医院的权威中削弱了自我权威，以此弥补对他者造成的伤害。她曾经剥夺了他者的自由，这种自我惩罚式的对自我的消解即是她剥夺自己自由的努力，是忏悔的表现。
布里奥妮试图用写作的方式揭露自己的犯下的过错，这是强迫自己面对现实的第二步。“直到倒数第五页布里奥妮才缓缓揭示出事实真相：读者翘首以待的布里奥妮的赎罪行动原来就是她用59年时间完成的这部小说。” [7] 她笔下虚构的圆满结局象征着她同情心的生长以及阴暗心理的消退。布里奥妮对他者的愧疚与同情，遗憾与悔过在小说结尾达到了高潮。她写道“只要我最后一稿的打印孤本留存于世，那么我那纯洁率性而有奇缘的姐妹和她的医生王子定会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她以为“让我小说中的有情人最终团团圆圆，生生不息，绝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 [3] 布里奥妮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是对抗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她承认了自我对他者做出可怕伤害的事实，从而通过写作自证自己的罪行，期望以此慰藉他者的伤痛。
“也许，年老痴呆最终带走她的知性、理性，从而带走她的遗憾和悔过之心，也许只有死亡可以将一切掩埋，让她彻底解脱。” [8] 布里奥妮在写作中对于罗比与塞西莉亚共同生活的美好祝福是她勇于面对他者思想的一大努力，这种期望与她曾经的自我主义相背离，与她曾经沉溺的想象世界的自我权威性形成挑战。她对自我权威性的否定、对他者的移情，表现了布里奥妮把自己化尊为卑，把罗比化卑为尊，这象征着她与罗比二元对立关系中等级秩序的翻转。自此，她与罗比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消解，她所生活的真实世界与想象中的虚构世界达成统一。
6. 结语
“为赎罪而写作，用写作来忏悔，赎罪与创作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麦克尤恩最终上升到元小说式的对人生、对人性乃至对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创作的哲理思考。” [9] 《赎罪》的作者伊恩・麦克尤恩通过描写布里奥妮的心智历程以及其与罗比的二元对立关系，表现了罪恶与赎罪的主题。“他将布里奥妮内心的忏悔与强烈的个人私欲相对照，运用自反的解构叙事话语洞射出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深层思考，展现人性是怎样在良知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彷徨。” [10] 布里奥妮希望通过写作赎罪不仅是为了获得心理安慰，更是为了审视自己陷入的道德困境，以警示后人不要因为臆测和误解做出错误的选择使自己抱憾终身。
《赎罪》不仅体现了诬陷者布里奥妮通过混淆真实与虚构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而且揭示了由此带来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由写作表达忏悔，以虚构弥补真实，布里奥妮最终承认了自己罪恶的作伪证事实，通过虚构赋予他者美满结局，消解了自己与罗比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实现了真实与虚构的统一。
真实与虚构的颠覆与统一――《赎罪》中的二元对立关系
摘要：《赎罪》是麦克尤恩杂糅真实与虚构的经典之作，有别于历史的现实空间，体现真实；重构事实，出人意料的元小说结尾，实为虚构。本文运用A・J・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布里奥妮和罗比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这一全新视角解读《赎罪》，揭示布里奥妮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论述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的颠覆，展现自我与他者的抗衡，以及二元对立消解之后真实与虚构的统一。
关键词：《赎罪》，真实，虚构，二元对立，道德困境，自我与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