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遗产话语的规制
劳拉简·史密斯在其《遗产的利用》中指出遗产文化的本质在于其话语建构。她认为，遗传话语由西方权威话语主导而变得规制与普世[1]。西方语境里的运河通常是现代性的工业科技的成果，所以其遗产话语是自然地具有工业性与学术性[2]，意味着遗产的构建、生产和社会实践[3]。这种遗产话语被国际遗产组织和各国各级文化机构奉为权威的主张，指导并规制各国遗产的话语构建和再生产。温涛认为，西湖历经十余年的艰难申遗历程的结果就在于西湖将自身的遗产话语重新编制成西方世界和遗产组织所认可的规则话语[4]。李正欢在总结鼓浪屿申遗的经验中也指出，西方权威的遗传话语对鼓浪屿的遗产话语的构建和生产是贯穿始终的[5]。而作为世界上空间跨度最大、历史最悠久和最早使用工业技术的，并早在13世纪就蜚声海外的中国大运河，也经历了艰难的话语重构和再生产，才成为了世遗的大运河。
西方的遗产话语因其现代性和学术性，显然限制了有着更久历史、更复杂话语的大运河的遗产构建和再生产。当前充满西方审美价值的主流遗产评判标准更多关注的是这个地方的物质性，而忽视了无形的东西，如对人的文化意义[6]。权威遗产话语限制了遗产价值的本土化表达，造成了对本土遗产及文化的破坏[7]，甚至“矫饰”其非物质文化遗产[8]。艾哈迈德·斯昆惕认为遗产化会削弱遗产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遗产化就是经历了再生产，真实性有时会被完全剥夺[9]。
2. 融通话语的构建
布迪厄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的理论，认为文化处于持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从而使社会正常运转[10]。巴赫金认为，语言是“对世界的多种话语具体而实在的杂合”[11]。在文化遗产的实践长期受控于西方话语的当下，大运河文化发展应当脱离现代性和学术性的规制，回归其2500余年的历史语境中，探索并延续其本真的遗产话语[12]。遗传从来不是单一的物质，或是线性的文化传承，而是天人合一的话语实践。相比较世遗的“真实”、“完整”和“国际化”的话语，“融通”才是大运河的话语核心。正是围绕着“融通”话语，大运河文化经历了千百年的生产与再生产。
大运河的融通理念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精神渊源。这一思想体系涵盖了从远古圣贤到理学大家的智慧结晶，构成了绵延不断的文化脉络。以“六艺”为基础，经孔孟传承，历代学者不断丰富其内涵。作为南北交通动脉，运河促进了朝廷与地方的互动。康熙南巡时的观察便是明证：他察觉江南繁华与北方朴实的反差，谕令官员清廉爱民。这种借水道体察民情、调和地域差异的做法，体现了运河的融通精神。“政通人和”与“民富国强”的理想，成为了贯穿古今的核心价值。运河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促进文化交融的能力。作为人工开凿的水道，它不仅推动了人口流动、信息传播和物资运输，更催生了沿线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天然河流不同，运河的人为性质及其经济发达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塑造文化景观的关键力量。它推动中华文化向更加精致、多元的方向演进，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化。
沿岸的地名和桥梁命名反映了这种文化积淀。“万宁”、“通济”、“广济”、“安澜”等桥名，寄托了人们对繁荣、和谐的向往。“越河”或“月河”等地名的普遍存在，不仅指代了具体的地理特征，更暗示了运河在连接区域、促进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名称背后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与社会和谐的追求。运河文化的融通性还体现在其对区域差异的包容与整合。它将北方的豪放与南方的婉约、农耕文明的朴实与商业文明的精巧巧妙融合。这种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不仅丰富了沿线地区的文化内涵，也为整个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运河，文学艺术、科技发明、思想观念得以广泛传播，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此外，运河的融通作用还延伸到了经济领域。它促进了区域间的贸易往来，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经济带。这种经济上的融通，进一步加深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使运河成为连接中国南北、贯通古今的纽带。其实越河是运河的闸口辅道，“越”指越过船闸。因此种河道多修成半月型，故又常称“月河”。同时，因为月河半月型的设计和闸口所在，过往船只便常常在月河停泊修整。所以月河附近都成为了当地如今的繁华街区。
运河的文化向度上的融通，也极大地影响了南北沿岸的日常生活和民间文化。比如因运河而兴起的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模式，既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互通，又改变了沿岸民众的穿着风格。而饮食上的稻米北运，和南北沿岸的各地特色美食的交融，丰富了民众的日常膳食结构和口味。原本区域性的民风民俗也随着运河上的人来船往而声名远播并上下融通。北方城镇出现了南方吊脚楼，并以运河南北为房屋的南北朝向等。而一些特色文化，也借运河的流通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如江南一代由元末明初流传至今的网船会，因运河漕运而诞生的通州开漕节以及沿岸屡见不鲜的水龙王庙等。明代中期至清代，传统书坊业和坊刻中心因运河的融通优势，从福建转移到江南运河城镇而进入了全盛时期。明清通俗小说也正因此而灿烂发展。
运河的融通话语不仅存于运河沿线区域，也给远离运河的区域提供了融合汇通的契机。漕运省份如安徽，湖南，江西等，虽不处运河之地，但因为漕运，如烟草、木材、盐运、军粮等，让这些省份渐渐诞生了漕运家族和漕运商贸及其组织和机构。比如湖北、江西和四川先后在清初设立了木材的抽分厂以协助江南运河沿岸设屋造船。借此，运河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的高度流动与融合，使社会以及各阶层开放和融通。盐商迅速地获得了阶层的上升与认可，烟草由底层的消费转而向上流动至政商阶层，运河融入并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脉络。同时，运河又与海上丝绸之路接壤，其通贯南北，万物融通的话语也因此传播海外，与世界文明进一步地沟通互鉴。大运河自始至终都是一条物质与文化紧密融合，天人合一的河。这是一条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奔流不息的文化基因。
3. 总结
“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和建构世界。”[13]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悠久历史和深远影响在世界运河发展史上独树一帜。跨越2500余载岁月长河，大运河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更成为连接古今、贯通南北的文明纽带。作为世界上时空跨度最大、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的人工水道，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其广袤的地理范围、丰富多样的遗产类别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共同构筑了一幅璀璨夺目的文明画卷。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不仅是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无数外国使节、旅行家、商人和学者沿着这条水上丝路，深入中国腹地，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其中，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世人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他对扬州、苏州、杭州等运河城市的生动描绘，不仅展现了当时中国城市的繁华盛况，更激发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无限向往。这些记录成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也为大运河赢得了世界瞩目的目光。
大运河的融通话语，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话语体系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合作，融合了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等多元内涵，为构建更加包容、互信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倡议也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误解和质疑。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受制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政治思维，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诸多曲解。西方主流媒体凭借其强大的话语权，在报道“一带一路”战略时，常常误导并歪曲舆论导向。这些媒体采取“经济问题政治化”“现实问题历史化”“全局问题偏颇化”等非理性方法，试图对“一带一路”进行污名化[14]。这种片面和偏颇的报道不仅误导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沿线国家对这一倡议的理解和参与热情。
在西方话语的笼罩下，一些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误解或即使认可“一带一路”的融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但因为西方的霸权话语压迫，而不得不有疑虑。这种情况凸显了加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的迫切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内核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既要提升中国话语在西方话语面前的自信，也需要保护好沿线国家的利益与安全。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构建，实质上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的一种表达。它彰显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展现了中国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独特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其蕴含的普世价值观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利益框架，将人类整体利益置于首位，从而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这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话语体系并不追求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全球秩序，而是尊重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正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文化、历史和发展道路，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价值和利益的交集。这与大运河的融通话语一脉相承。
各国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困、疾病等，需要全球共同应对。通过构建这样一个融通的话语体系，“一带一路”与各国对话与合作，共同探索人类发展的可持续道路。此外，这一话语体系还强调共同责任的概念。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这种责任共担的理念，有助于打破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逻辑，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代表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独特贡献。它不仅为解决当前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的世界秩序描绘了美好蓝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3年发布的《运河城市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扬州发展报告》标志着全球运河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这份双语报告以扬州为典范，为世界运河城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范式。扬州获得“实施联合国2030年议程示范城市”称号，体现了中国城市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创新实践。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大运河融通理念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和历史参照。这种文化传承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连续性，符合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提出的“族群–符号”理论，即文化符号在民族认同和文明延续中的核心作用。大运河融通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支撑和思想引领，可视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倡导的跨文化对话的实践范例，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更有效地传播中国话语、贡献中国智慧。
2024年适逢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大运河遗产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意义提供了契机。要深入把握大运河遗产的文化内涵，必须立足于本土化的融通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凸显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多元性，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思维融入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实践中。它形成了与西方遗产话语“求同存异”的文化共识，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又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文化支撑。从批评性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的视角来看，构建大运河融通话语有助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遗产话语霸权，深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本质理解。这种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可以视为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述的知识–权力关系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时，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呼应了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提出的“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强调非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实践贡献。大运河融通话语不仅彰显了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展示了中国参与全球文化对话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创新。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杉达学院2023年校级教材项目《英文结构化写作指导手册》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