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stem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Digit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uju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
1. 前言
当代文化遗产国际传播正经历深刻的范式转换。技术革新与理论批判的双重驱动下，传统文化的跨境流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蹴鞠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尤其是体育文化的重要遗产，其国际传播面临着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框架与数字技术霸权的双重挑战。全球南方理论的兴起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论基础。
本研究立足于后殖民理论与数字人文学的交叉视域，探讨蹴鞠在全球南方视域下的数字化传播机制。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超越技术决定论与文化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构建基于南方认识论的文化遗产数字传播新范式？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于当前国际文化传播研究中的三重困境：其一，西方知识体系对非西方文化表征的结构性扭曲；其二，数字技术应用中隐含的认识论殖民性；其三，社区参与缺失导致的文化传承断裂。
Santos的“深渊思维”揭示了现代性知识体系的根本局限[1]。西方认识论系统性地贬低非西方知识体系的价值。这种认识论暴力通过算法偏见、平台垄断和数据提取主义等机制持续边缘化南方知识传统。与此同时，Risam在后殖民数字人文研究中建立的理论框架表明，数字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承载特定文化逻辑的权力装置[2]。她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档案如何通过元数据标准、分类体系和界面设计等技术选择复制殖民时期的知识等级制度。这种“数字殖民性”要求在蹴鞠的数字化进程中保持高度的批判性自觉，避免无意识地内化西方技术标准所隐含的文化偏见。
全球南方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发展出的社区参与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巴西瓜拉尼–凯奥瓦的原住民虚拟现实博物馆项目通过将社区成员的手机记录与专业VR技术相结合，创造了分层保护策略，既尊重了个体记忆又维护了集体遗产[3]。该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承认并实践了“知识主权”原则，主张文化社区对其知识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拥有最终决定权。这种模式通过技术赋权确保了文化传承的主体性和连续性。而在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截至2025年，该倡议已覆盖150多个国家，投资总额超过790亿美元[4]。然而，数字丝绸之路在实践中呈现出“口号化”特征，缺乏系统性的文化战略规划。这种市场驱动而非文化驱动的发展模式，可能导致技术基础设施的扩张与文化内容的贫瘠之间的严重失衡。为此，本研究通过整合全球南方理论、数字人类学与参与式设计方法论，试图构建蹴鞠国际传播的创新框架。
2. 从西方中心到南方视角的范式转换
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应用并非价值中立的过程。“数字认识论殖民主义”的概念深刻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为数字平台通过语言霸权、基础设施控制和文化强加三种机制延续着殖民权力关系[5]。这一理论框架超越了简单的技术批判，揭示了数字化进程通过看似中立的技术选择，如编码标准、界面设计、算法逻辑等，系统性地边缘化非西方知识体系。在蹴鞠的国际传播语境中，这种数字殖民性将复杂的文化实践简化为可量化的数据点，往往就忽视了其深层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内涵。
国际足联FIFA博物馆对蹴鞠的数字化呈现策略就体现了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尽管FIFA承认蹴鞠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踢球游戏形式，但却将蹴鞠简化为现代足球的原始形态，忽略了蹴鞠代表的深厚的哲学内涵与文化意义[6]。这种还原主义的表征方式反映了《南方理论》所批判的“大都会知识”对边缘文化的系统性扭曲[7]。Connell揭示了全球知识生产中的地缘政治不平等，北方理论家被视为普遍理论的生产者，而南方学者则被限定为地方经验的提供者。这种知识劳动的国际分工在数字时代通过平台经济和数据提取主义得到强化，使得蹴鞠等非西方文化遗产在国际传播中面临“去语境化”和“再殖民化”的双重风险。
然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却揭示了另一层面的问题。胡晓明等通过对知网数据库论文的计量分析发现，当前蹴鞠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考证与技术规则层面，缺乏对其文化认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8]。即便是研究本土文化，学者们的学术倾向性也使得他们不自觉地采用西方学术范式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框架。这种内化的学术殖民性阻碍了对蹴鞠作为一种独特知识体系的深层理解，将其降格为西方科学化分析的民俗材料。
全球南方理论为突破上述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Santos的“生态认识论”强调知识的多元性与情境性，挑战了西方普遍主义的知识观。这一理论框架的共生性、渗透性和融合性，为理解蹴鞠的文化传承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9]。生态认识论的革命性在于拒绝知识的等级制度，主张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生态共存而非认识论灭绝。对于蹴鞠研究，我们也必须承认其作为一种完整知识体系的合法性，而非默许将其视为有待现代体育科学改造的传统游戏。
乌班图哲学的“我在故我们在”理念与安第斯地区的“美好生活”概念展现了不同于西方个体主义的存在论基础[10]。这些南方哲学传统强调关系性思维，将个体实践置于集体语境中理解。Mignolo的“殖民性矩阵”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存在论差异被现代性话语系统性地压制和边缘化。他指出，去殖民化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解放，更是认识论和存在论层面的“脱钩”(delinking)。全球南方的叙事要从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叙事中解放出来，重新发现和创造多元的存在方式。此外，Mohamed等的去殖民人工智能研究提出了以CARE原则(集体利益、控制权威、责任、伦理)为基础的文化产业数字化的伦理框架[11]。这一框架将技术伦理与社会正义相结合，要求AI系统的设计和部署必须考虑其对边缘化社区的影响。在蹴鞠数字化传播中应用CARE原则，意味着确保技术创新服务于文化社区的自决权，而非加剧现有的权力不平等。
与此同时，印度传统体育复兴运动提供了认识论转换的鲜活案例。2020年印度国家教育政策将传统游戏纳入正式课程，同时，印度传统体育与游戏协会(ATSGI)的成立标志着制度化支持的开始[12]。该政策的认识论意义在于承认传统游戏作为“具身化知识”(embodied knowledge)的教育价值，挑战了将体育简化为身体训练的工具主义理解。通过将传统游戏整合进正规教育体系，印度实践了承认并维护多元知识形式在教育中的平等地位的认识论正义。
3. 参与式设计与社区赋权的融合创新
南非的传统体育保护实践则展现了另一种认识论路径。南非橄榄球协会与戴尔科技合作开发的VR体验项目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引发了关于文化真实性的争议[13]。批评者认为VR技术的沉浸式体验可能强化了东方主义凝视，将复杂的文化实践简化为视觉消费品。如何在利用先进技术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同时，避免将文化实践商品化和异国情调化，这将是技术中介的文化传播中长期存在的张力。巴西原住民社区的数字化实践提供了更具批判性的视角。上文提到的瓜拉尼–凯奥瓦虚拟现实博物馆项目采用的分层保护策略，区分了可公开分享的文化知识与必须保密的神圣知识[14]。项目通过建立多层次的访问权限系统，确保不同类型(如神圣型、秘密型等)的知识按照社区的文化协议进行传播，从而在数字开放性与文化完整性之间达成平衡。
传统的数字文化遗产项目往往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将技术创新视为文化传播的核心驱动力。Podara认为单纯的技术创新并不能保证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技术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技术嵌入到既有的社会文化网络中[15]。该研究通过对多个数字遗产项目的长期追踪发现，技术的社会嵌入度是决定项目成功的关键。数字人文领域普遍存在的技术拜物教显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重新思考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是项目成功的起点。
参与式设计方法论的引入标志着重要的范式转换。Terra Mosana通过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当地居民纳入共同的项目设计过程，产生了更具文化相关性的数字遗产产品[16]。项目的设计民主化理念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参与式设计传统，强调用户也是技术的共同创造者。通过工作坊、原型迭代和社区反馈等机制，项目确保了技术开发过程始终回应社区的实际需求和文化价值观。当然，也有许多的参与式项目只是停留在咨询层面，未能实现真正的权力分享[17]。这种象征性的“参与式洗白”(participatory washing)现象反映了深层的权力结构问题。即便采用参与式方法，决策权往往仍掌握在技术专家和文化机构手中，社区成员的参与被限制在执行层面。[17]在共同生产方面，社区赋权可以作为一部分的方法论基础。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震后重建案例，展示了社区知识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知识共同生产”。模式强调当地工匠的传统技艺与数字记录技术的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18]。技术知识与本地知识处于平等地位，通过对话和协商创造新的混合知识形式的项目产品。在加德满都的实践中，传统工匠的口述知识通过数字技术得到系统化记录，同时数字模型的精确性也帮助工匠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复杂的建造技艺。
澳大利亚原住民Yulunga传统游戏项目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强调了文化诠释的主体性。该项目建立了原住民长者咨询委员会，确保文化诠释权掌握在社区手中[19]。该委员会拥有对所有文化内容的最终审核权，并且也参与制定游戏的推广策略和商业开发原则。这种委员会主导的“文化治理”模式确保了经济收益与文化完整性之间的平衡，保证项目产生的收入必须按照既定比例返还社区用于文化传承活动，从而创造了一个自我维持、可持续的文化经济生态系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耦合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2013~2022年间，东部沿海省份的非遗–旅游协调系数达到0.5~0.6，展现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活力[20]。项目研究运用PVAR模型分析了这种耦合关系的动态机制，分析了非遗活化的商业前景。然而，研究也警示了过度商业化的风险，因为当经济逻辑主导文化逻辑时，非遗可能沦为迎合游客期待的表演，失去其作为活态文化的本真性。
社区主导权在内容创制中的体现需要制度化保障。2023~2025年间，全球涌现出多个创新性的社区治理模式。例如，墨西哥《保护土著和非裔墨西哥人民及社区文化遗产总法》建立了明确的法律框架，确保文化社区对其遗产的数字化拥有决定权。借鉴这些国际经验，蹴鞠的数字内容创制应建立包含传承人、学者、社区代表和青年学习者的多元治理结构，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决定内容的选择、呈现方式和传播策略。马里的ZikMali音乐分发平台展示了技术文化适应的成功案例。该平台深度理解并响应当地音乐文化的特殊性：支持格里奥(griot)传统的口述评论功能、适应不稳定网络环境的离线缓存机制、整合移动支付与传统交易方式的混合经济模型[21]。这种文化驱动的技术创新模式证明，成功的数字平台必须从文化逻辑而非技术逻辑出发进行设计。
4. 蹴鞠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创新策略
蹴鞠的数字化内容创制必须超越简单的历史复原，构建多维度的文化叙事体系。基于前述理论分析，内容策略应遵循三个核心原则：文化厚度、认识论多元性和社区主导权。
文化厚度要求呈现蹴鞠的多层次意义。在蹴鞠的数字化中，由调查、记录、数据处理、多维重建和源映射构成的五阶段虚拟修复工作流程，可以为蹴鞠的历史复原提供了技术框架[22]。该框架将语义层纳入数字重建过程，确保文化意义与视觉呈现的同步传递，通过交互设计传达其蕴含的哲学思想、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例如，蹴鞠的“白打”风格的数字呈现应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展现其行云流水的美学特征，同时通过叙事设计阐释其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文化群体对蹴鞠的多样化理解是对蹴鞠海外传播多元性路线的实际要求。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的文化交流项目显示，东南亚国家对蹴鞠的接受往往通过与本土球类运动的比较来实现[23]。这种同一文化符号在不同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联想和价值判断的现象，深度展示了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显然，数字内容策略应当拥抱这种多元性，通过“多声部叙事”展现蹴鞠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生成过程，而非强加单一的正统解释。
当前主流的文化遗产数字平台多基于西方技术标准和用户习惯，需要进行深度的在地化改造。语言界面的本土化超越了简单的翻译工作。全球互联网内容的语言分布极不均衡，英语内容占据主导地位而使用人口仅占全球的极小比例[24]。这种语言数字鸿沟要求蹴鞠数字平台的多语言策略应当采用深度本地化方法，在内容组织、导航逻辑、视觉设计等各个层面体现不同文化的认知模式。例如，阿拉伯语版本需要RTL(从右至左)界面布局，还要考虑伊斯兰文化对身体展示的特殊规范。此外，基础设施的限制也引导着创新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例如我国牵头的数字丝绸之路虽然改善了许多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但技术发展的不均衡性仍然显著[25]。因此，“数字韧性”(digital resilience)的设计就成为了关键，让非遗的数字传播系统能够在不完美的技术条件下维持足够的功能。蹴鞠平台应保证核心内容通过轻量级技术实现，确保在2G网络环境下可访问；高级功能如VR体验、实时互动等则根据用户设备和网络条件动态加载。这种设计哲学体现了技术民主化的理念，确保技术创新不会加剧数字不平等。
教育系统的深度整合为数字化和本地化的合作提供了稳定的传播基础。印度将传统游戏纳入国家课程的经验表明，正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关键场域[26]。然而，简单的课程移植往往将活态文化转变为静态知识。对于蹴鞠这项根植于运动的文化显然就需要更多活态的互动，例如开发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让学生通过实践理解蹴鞠的文化意义；建立学校与社区的合作机制，邀请传承人进校园指导；创造跨学科学习机会，将蹴鞠与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结合，以传递文化价值观和认同感。同时，社区网络的有机生长也可以确保文化传承的活力。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源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蹴鞠的国际传播应当培育实践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 [27]：通过定期的线上线下活动维持社群活跃度；建立导师制度，由经验丰富的实践者指导新手；创造展示和交流平台，让不同水平的参与者都能找到归属感；发展地方性的蹴鞠文化节，将其融入当地的节庆体系。这种社群建设策略确保文化传承的主体是人，技术只是辅助工具。
5. 结语
全球南方理论视域下的蹴鞠数字化传播，根本上挑战了文化遗产国际传播的既定范式。数字技术的殖民性透过算法偏见、平台垄断和数据提取主义持续运作，将蹴鞠简化为现代足球的原始形态，剥离其哲学内涵与文化厚度。这种认识论暴力的延续，恰恰印证了Santos“深渊思维”批判在数字时代的深刻性。然而，巴西原住民的分层保护策略、印度传统体育的教育整合、非洲社区的文化治理机制，展现了超越认识论霸权的现实路径。社区赋权、参与式设计和文化主权原则的实践表明，文化遗产数字化能够成为去殖民化的积极力量，而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延伸。“文化厚度–认识论多元–社区主导”的三维框架超越了技术工具主义与文化本质主义的二元陷阱。数字韧性设计确保文化传播不因技术门槛加剧南北鸿沟——轻量级技术实现核心内容，高级功能动态加载，2g网络环境下保持可访问性。这种设计哲学体现了技术民主化的深层逻辑。
在数字丝绸之路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文化内容创新的关键节点，蹴鞠成为探索南方认识论指导下文化传播新模式的先行者。这关乎的是传统体育的国际认知，更是数字时代文化平等与认识论正义的实现。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最终源于日常实践中的不断生成。技术只是媒介，社区才是主体，认识论正义才是目标。蹴鞠以及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性的承认与实践，构成了人类文明在数字化浪潮中保持丰富性与创造力的根本保障。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杉达学院2023年校级教材项目《英文结构化写作指导手册》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全球南方视域下蹴鞠数字化国际传播的认识论重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摘要：本研究从全球南方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非遗蹴鞠的数字化国际传播问题。在文化遗产传播范式深刻转型的背景下，蹴鞠面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和数字技术霸权的双重挑战。本研究整合后殖民理论与数字人文学，旨在构建超越技术决定论和文化本质主义的新传播范式。研究聚焦于西方知识体系对非西方文化的扭曲、数字技术中的认识论殖民性以及社区参与缺失导致的文化断裂等问题。借鉴“深渊思维”等概念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社区参与模式，提出强调文化真实性和主权的创新传播策略。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在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中的适应性应用，以及如何在尊重和赋权地方社区的同时实现跨文化对话。
关键词：蹴鞠，全球南方，数字化传播，文化遗产，社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