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乔伊斯的“顿悟”概念自其早期创作便呈现出内在的张力。他于1901至1904年间的四十篇顿悟文本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性：它们既是“突然的精神显现”，又包含着复杂的时间层次[1]。这种悖论性在《斯蒂芬英雄》中通过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阶段论得到了理论化的表述，但真正的创新在于乔伊斯如何将这种哲学洞见转化为具体的叙事技巧。顿悟的瞬间性与其展开过程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乔伊斯整个创作生涯的核心问题。从《都柏林人》中那些“精神瘫痪”的瞬间觉醒，到《尤利西斯》中布鲁姆的持续性意识流动，再到《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时间的彻底循环化，顿悟逐步深化。
佛教刹那说为理解这一探索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资源。在阿毗达磨传统中，刹那被定义为现象存在的最小时间单位，其持续时间之短使得普通意识无法直接感知[2]。然而，正是这种不可感知的瞬间性构成了经验世界的基础。说一切有部的“三世实有”理论通过赋予过去、现在、未来以同等的实在性，试图解决瞬间如何构成连续的问题。唯识宗则通过阿赖耶识的概念，将刹那生灭的现象统摄于更深层的意识连续体中。这些理论与乔伊斯的顿悟说都在探索如何在承认现象的瞬间性的同时，保持经验的连续性和意义的完整性。
胡塞尔通过“原初印象–滞留–前摄”的三重结构，揭示了即使在最简单的时间体验中也包含着复杂的综合活动[3]。这一洞见与佛教对刹那的分析都认识到，“当下”包含着过去的痕迹和未来的预期。卢斯特豪斯在其《佛教现象学》中系统地论证了这种方法论的趋同，指出唯识学与现象学在分析意识结构时采用了相似的策略[4]。这种趋同反映了人类意识在面对时间性这一根本问题时的普遍困境。
乔伊斯对柏格森哲学的吸收和转化构成了另一个关键。柏格森的“绵延”概念试图克服机械时间观的局限，强调意识体验的质的异质性和不可分割性[5]。然而，柏格森始终未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如何用必然是离散的语言符号来表现连续的意识流？乔伊斯的贡献恰恰在于通过具体的文学实践回应了这一挑战。他的意识流技巧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使得离散与连续、瞬间与绵延在文本中达成了辩证的统一。这种统一通过具体的叙事结构、意象系统和语言实验实现。
圆形、螺旋和月相等几何意象在乔伊斯作品中的演进，体现了他对时间意识问题的逐步深化。圆形最初作为完整性的静态象征出现，如《都柏林人》中那些封闭的生活轨迹。但随着乔伊斯创作的发展，圆形逐渐获得了动态的维度。在《尤利西斯》中，布鲁姆对“求圆之方”这一古典数学问题的沉思，暗示了有限与无限、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辩证关系。自行车轮的意象更是将圆形的静态完整性转化为动态的平衡——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保持稳定，正如意识只有在时间的流动中才能保持其同一性。螺旋则代表了更高层次的综合：它既保持了圆形的回归性，又引入了垂直的上升维度，暗示着重复中的差异和循环中的进步。月亮的盈亏则隐喻着意识的节律。在《尤利西斯》的“伊萨卡”章中，乔伊斯通过精确的天文学语言描述“初生新月期的不可见之月”，将科学话语与神秘体验巧妙地结合。莫莉·布鲁姆的夜间独白则完全浸润在月光的女性特质中，意识如同受月球引力影响的潮汐，在理性与情感、记忆与欲望之间往复流动。这种月相意识的文学呈现与佛教的月相修行传统形成了深刻的呼应：两者都将月亮的周期性变化视为意识转化的象征和导引。
所有这些几何演进最终指向了曼陀罗这一终极意象。曼陀罗作为“圆中有方、方中有圆”的神圣几何，解决了布鲁姆苦思的“求圆之方”难题，更提供了理解乔伊斯整个创作的元结构。《芬尼根的守灵夜》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巨大的文学曼陀罗：其循环的叙事结构对应着曼陀罗的外圆，四部分的维科式历史框架对应着内方，而HCE/ALP的原型意识则是中心的明点(bindu) [6]。这种结构体现了深刻的哲学洞见：所有的顿悟，无论多么瞬间和片段，最终都指向一种整体性的觉知。这种觉知在充分接纳时间性的基础上实现动态圆融。
本研究将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跨文化的理论对话，展现乔伊斯如何通过其独特的文学实验诗学。这种诗学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思想提供了超越各种二元对立——东方与西方、瞬间与永恒、宗教与世俗、神秘与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一个日益需要跨文化理解和精神资源整合的时代，通过深入理解他如何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实现了不同智慧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我们或许能够为当代的精神危机找到某种回应的可能。
2. 顿悟的刹那性——Joyce与禅宗公案的对话
乔伊斯早期四十篇顿悟手稿呈现了一种独特的“瞬间捕捉”技巧，这种技巧与禅宗公案的机锋时刻形成了深刻的共鸣。乔伊斯发展出一种极其精简的散文诗形式，专门用于记录那些灵魂从平凡事物中跃出的瞬间。这些文本通常不超过一页，却能够在极短的篇幅内完成意识的彻底转化。比如在第十二篇顿悟中，一个女孩在黄昏时分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像一朵花一样打开，整个世界在这一刹那获得了全新的质地。语言在这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断裂性——句子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中断，留下意识继续流动的空白。这种断裂恰恰捕捉了顿悟的本质：它既是语言的终结，又是意义的开始。
禅宗公案的机锋与乔伊斯的顿悟展现了惊人的结构相似性。六祖慧能的“风动幡动”在《伊夫林》中找到了文学的回响。当伊夫林听到远处的风琴声时，她突然意识到既非音乐在动，亦非她的心在动，而是整个存在在这一刹那获得了觉醒。乔伊斯通过叙事视角的突然转换，让读者体验到与公案参究者相同的认知断裂。赵州禅师的“庭前柏树子”与《阿拉比》中男孩在集市废墟中的顿悟形成了奇妙的对话，触发了对存在本质的洞察。男孩凝视着黑暗中的货摊时，突然理解了自己的虚荣，这一刻的觉醒具有禅宗“见性”的全部特征：瞬间、彻底、不可逆转。《尤利西斯》中布鲁姆对落水狗的瞬间同情，则呼应了“狗子佛性”公案中对众生平等的终极体认。当布鲁姆想到可怜的狗子时，他超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触及了慈悲的本质。这些对应揭示了东西方在面对意识的刹那转化时所采用的共同策略，通过日常经验的断裂来显现存在的真相。
慧能所说的“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在乔伊斯的作品中获得了具体的美学呈现。《都柏林人》中的每一个顿悟时刻都包含着不同的时间密度——有些如闪电般迅速(如《遭遇》中男孩突然理解了老人的本质)，有些则在缓慢的积累后爆发(如《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最终觉醒)。这种差异恰恰体现了个体“根器”的不同，觉悟的速度取决于修行者的准备程度，而非法的本质。神会禅师所倡导的“顿悟渐修”理念在乔伊斯的意识流技巧中找到了完美的文学形式。《尤利西斯》中布鲁姆一整天的游荡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延展的顿悟过程，每一个瞬间都包含着觉醒的可能，同时又需要整个时间序列来完成其意义的显现。
刹那觉知与渐进深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乔伊斯创作的核心张力。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斯蒂芬在海滩上看到宛若小鸟般的少女的场景，顿悟在瞬间发生。但这个瞬间天使的显现包含着多重的时间层次。虽然显现是当下的直接体验，但这一觉醒承载着斯蒂芬过去整个精神历程的积累，并同时预示着未来艺术使命的展开。乔伊斯让读者体验到顿悟的瞬间性如何包含无限的时间深度。这种时间的悖论性正是禅宗“一念三千”教义的文学实践，每一个觉知的刹那都可能洞悉整个宇宙。
《芬尼根的守灵夜》整部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无限延展的顿悟瞬间。维科的循环历史观与禅宗的轮回观在这里达成了奇妙的融合：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觉醒的契机，而觉醒本身又推动着历史向下一个循环演进[7]。乔伊斯通过他的文学实验证明，顿渐之争的真正解决不在于选择其中一方，而在于认识到两者在更深层次上的同一性——正如慧能所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8]，迷悟之间只隔着一个刹那，而这个刹那可以无限短暂，也可以延续一生。
3. 螺旋的时间美学——从《都柏林人》到《尤利西斯》的演进
乔伊斯对时间形态的探索深刻地嵌入到叙事结构和语言实验之中。《都柏林人》中的“精神瘫痪”呈现为一种窒息的循环结构——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困在重复的日常中，无法突破既定的生活轨迹[9]。这种循环既是静止的(因为没有真正的改变)，又是运动的(因为生活在继续)。《伊夫林》中主人公站在码头的犹豫，《对手》中法利与科利的年复一年的例行聚会，《死者》中每年一度的莫坎姐妹的晚会，都展现了这种令人窒息的循环性。然而，正是在这种循环的渐修中，乔伊斯实现了顿悟，这一“刹那”如同在圆形轨道上突然出现的切线，指向了螺旋上升的可能性。
《死者》中加布里埃尔面对漫天飞雪的顿悟场景，标志着乔伊斯对时间认知的关键转折。雪的意象完成了从线性到圆形再到螺旋的复杂转化：“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10]。雪同时降落在生者与死者身上，消解了过去与现在、生与死的界限。这不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时间体验——每一片雪花都是独特的，却又参与着永恒的降落。加布里埃尔的意识在这一刻完成了质的飞跃：他不再试图逃离循环(如他早先计划的欧陆之行)，而是在接受循环的同时发现了其中蕴含的超越可能。他对格丽塔过去恋人的嫉妒转化为对普遍人性的理解，个人的痛苦螺旋上升为宇宙性的悲悯。这种转化预示了乔伊斯后期作品中更加复杂的时间结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将螺旋结构从隐喻层面提升到形式原则。每一次精神危机都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着基本的模式，如同螺旋楼梯的每一圈都在相似的位置却处于不同的高度。童年对但丁的恐惧、青春期的宗教狂热、大学时期的美学觉醒，这些看似不同的经历实际上是同一主题的螺旋变奏。“流亡–归返”的模式贯穿全书：斯蒂芬不断地离开家庭、教会、祖国，又不断地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并通过艺术重新定义这些概念。这种螺旋运动在语言层面得到了完美体现——从幼儿的“moocow”到青年艺术家的美学宣言，语言本身经历了螺旋式的成长，每一个阶段都包含并超越了前一个阶段。
《尤利西斯》将螺旋的时间美学推向了新高度。布鲁姆在都柏林的一日游荡表面上是线性的(从早晨到深夜)，实际上是无限的螺旋变奏。他不断地回到同样的主题——对莫莉的爱与怀疑、对儿子的哀悼、对父亲的记忆，并且每一次回归都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这种螺旋结构通过与《奥德赛》的对应关系获得了额外的维度：布鲁姆的旅程既是在重复尤利西斯的冒险，又在现代都市的语境中改写了它。这种双重螺旋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间体验：每一个瞬间都同时属于多个时间层次，既是独特的又是永恒的重复。“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试图从中醒来”——斯蒂芬的这句名言在《尤利西斯》中获得了螺旋式的解构[11]。在“圆塔”一章中，历史作为压迫性的重负出现；在“奈斯特”一章中，它成为需要填补的空白；最终在“伊萨卡”里，历史消解在宇宙的视角下。这种螺旋式的视角转换展现了意识如何通过不断的回归和超越来重构时间经验。每一次对历史的重新审视都保留着前一次的洞见，同时又开启了新的理解维度。自行车轮的隐喻在《尤利西斯》中获得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布鲁姆看到一个设计糟糕的广告牌时想到，如果把它做成圆的，像个轮子。这个想法实际上触及了螺旋时间观的核心：如自行车轮的圆形运动一样，不断螺旋的时间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并且，自行车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保持平衡——这成为顿悟的完美隐喻。静止的顿悟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觉醒必须在时间的流动中、在生活的运动中实现。
4. 月相·曼陀罗·觉知的几何学：《尤利西斯》到《芬尼根的
守灵夜》的象征深化
月亮既是天文学的客观存在，又是乔伊斯意识节律的隐喻载体。乔伊斯在创作时大量参考了卡米尔·弗拉马里翁的《业余天文学》，从中摘录了包括“梦之湖”、“丰饶之海”、“露之湾”等月球地名[12]。新月的不可见性在乔伊斯的诗学中对应着佛教美学中的“空”。在佛教的月相修行传统中，新月日(朔日)专门用于金刚萨埵的净化修行[13]。修行者在这一天忏悔净化，象征着意识在黑暗中的自我更新。因此，正是这种“不可见”才让内在的本质得以显现并延续。布鲁姆在凝视夜空时的沉思，并在月亮消失的时刻，获得了对宇宙无限性的直观领悟。莫莉·布鲁姆的意识节律与月相周期也形成了深刻的共鸣，并触及了女性意识的本质特征。她的独白呈现出一种“月相式”的意识流动——从朦胧到清晰，从理性到情欲，如同月亮的盈亏[14]。邦妮更是明确地将莫莉的月经周期与月相联系起来，认为乔伊斯通过这种对应关系展现了女性身体与宇宙节律的神秘联系[15]。莫莉在夜间的沉思中反复提到“那个时候”——既指月经来潮，又暗示月相变化，这种双重指涉揭示了循环而非线性，潮汐般涨落而非机械式的前进。
乔伊斯对“求圆之方”这一古典数学难题的执着，揭示了他对几何形式的哲学思考。布鲁姆试图解决这一不可能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寻求理性与非理性、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调和[16]。圆与方的不可通约性，正如顿悟与渐修、瞬间与永恒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存在的基本悖论。曼陀罗作为圆中有方、方中有圆的神圣几何，为乔伊斯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终极意象。克莱夫·哈特认为《芬尼根的守灵夜》“整部作品形成了一个曼陀罗”，其中“四个四部分循环构成命运之轮，而第四卷位于‘轮毂’处”[17]。意识的碎片通过某种神秘的几何学组织成整体。当《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循环叙事回到起点，我们看到的是意识如何通过月相的节律、几何的形式、曼陀罗的结构，完成了从碎片到整体、从瞬间到永恒的神秘转化。在现代性的碎片化体验中，乔伊斯通过古老的象征系统，重新帮助我们发现意识的完整性。
《芬尼根的守灵夜》以没有大写字母的“riverrun”开始，暗示着一种无始无终的循环。这个开端实际上是结尾的延续，最后一句“A way a lone a last a loved a long the”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完成[18]。这种衔尾蛇式的叙事结构也正如佛教的轮回观所揭示的，每一个结束都是新的开始，每一个死亡都孕育着重生。乔伊斯通过这种循环叙事，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刹那永恒”——在阅读的每一个瞬间，我们都同时处于开始与结束、生与死、梦与醒的交界处。而曼陀罗作为佛教和印度教的神圣几何，其四方形内接圆形的结构恰好对应着作品的四部分架构。更深层的对应在于，曼陀罗中的“明点”(bindu)——那个一切生起和回归的中心点—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体现为HCE/ALP这对原型夫妇。他们既是具体的都柏林酒馆老板和他的妻子，又是亚当与夏娃、山与河、阳与阴的永恒象征。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正是曼陀罗意识的文学呈现：在中心点上，所有的对立都得到了统一。
作品中的梦境逻辑与唯识学的“阿赖耶识”概念形成了深刻的共鸣。阿赖耶识储存着所有过去行为的种子(bīja)，这些种子在适当的条件下会重新萌发[19]。《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每一个词语都是多义的种子，在不同的语境中绽放出不同的意义之花。开启第四章的梵文词汇Sandhyas，既指黄昏(sandhya)，又暗示着世界劫(yuga)之间的过渡期。在这个黄昏/黎明的阈限时刻，所有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种子都开始发芽。同时，作品的四部分对应着印度教/佛教宇宙论中的四个时代(yuga) [20]。第四卷在第四个时代(Kali Yuga)的尽头崩解，然后在第一卷的开始重新聚合，开启新的宇宙周期：“我们整个存在的连续体通过缘起的规律展开”。意识如河流般流动，每一个瞬间都是前一个瞬间的果，又是下一个瞬间的因。
同时，读者阅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觉醒的修行。读者必须放弃线性思维，进入一种“前语法的、被感受的联系”[21]。这种阅读体验与禅宗的“参话头”极其相似——修行者必须超越理性思维，在困惑的极点实现突破。每一个多语言的双关语都是一个小型公案，要求读者在多重意义的张力中保持觉知。这种沉思性阅读需要“好奇心和开放性的态度”[22]，最终导向意识的转化。《芬尼根的守灵夜》向我们展示真正的觉醒不是逃离轮回，而是在轮回中认识到每一个瞬间的圆满。这正是大乘佛教“烦恼即菩提，轮回即涅槃”的终极智慧。
5. 结语
乔伊斯通过将佛教的刹那说与柏格森的绵延、将禅宗的顿悟与现象学的时间意识、将曼陀罗的神圣几何与意识流的自由流动融为一体，让顿悟与成长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从瞬间到过程、从个体到宇宙的深刻转化。在《都柏林人》中，顿悟是囚禁于精神瘫痪中的灵魂的短暂觉醒；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它成为艺术家意识螺旋上升的动力；在《尤利西斯》中，它扩展为整个都柏林一日的持续觉知；最终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它转化为永恒回归的宇宙意识。几何意象的演进——从圆形到螺旋再到曼陀罗——为理解这种转化提供了精确的认知地图。圆形最初象征着困境与完整的悖论；螺旋引入了时间的维度，展现了重复中的差异；而曼陀罗则实现了最高的综合，在其“圆中有方、方中有圆”的结构中，所有的对立都找到了和解。月相的意象贯穿始终，从新月的不可见性到满月的圆满，再到整个月相周期的节律，展现了意识如何在显现与隐匿、充盈与空无之间舞蹈。
乔伊斯的遗产在二十一世纪获得了新的相关性。在一个日益碎片化和加速化的世界中，他对完整性的追求、对深度体验的坚持、对精神维度的探索，都显得尤为珍贵。当代数字时代的注意力危机使得乔伊斯式的深度阅读成为一种抵抗的形式——抵抗表层的快感，追求意识的深度转化。真正的觉醒需要时间的沉淀，通过语言的炼金术实现意识的蜕变。正如“riverrun”所暗示的，生命的河流永不停歇，而每一个阅读的瞬间都是新的开始，每一个觉悟与显现也正如同月亮的盈亏，在每一个相位都保持着完整的本质。这种文学的圆融之道，正是他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杉达学院2023年校级教材项目《英文结构化写作指导手册》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刹那与圆融
——乔伊斯诗学中的顿悟与象征
摘要：本研究探讨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顿悟(epiphany)概念与佛教刹那说的深层对话，揭示其通过东西方时间哲学的融合从《都柏林人》到《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文本演进，将瞬间觉醒转化为动态的叙事诗学。研究发现，乔伊斯通过将禅宗公案的机锋、唯识学的种子说、现象学的时间意识与意识流技巧融为一体，并在从封闭的圆形、动态的螺旋、节律的月相到整合的曼陀罗等由几何意象深入到的灵性思辨中，创造了一种超越顿渐二元对立的文学圆融之道，体现了“刹那即永恒”的终极觉悟。
关键词：乔伊斯，顿悟，佛教刹那说，几何象征，意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