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f the Protagonist’s Escape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in Runaway ()
1. 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逐渐将目光投射到跨学科研究的范畴之中。不同学科之间的概念范围、话语规则层层架构，使读者在各学科知识的交错中掌握文学内在的机理。这其中，文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交叉最常见的形态，将文艺问题和心理学问题放到人类活动的大框架下去探讨 [1]，研究者则用心理学知识作为参照系去挖掘文学作品背后的玄机。这既凸显文学的特质及规律，又迎合心理学对文学渗透的趋势。心理学宛如一只无形的手，暗中操控作家的思绪轨迹，影响文艺作品的呈现方式，诸多中西方文艺理论家致力于揭示文艺作品中暗含的复杂心理学因素。
《逃离》是加拿大文坛首摘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作家门罗的著作。该著作文字简约，包蕴深刻的人生哲理，是文学与心理学有机结合的典范。它侧重描写社区中易被忽略的女性的生活状态及其内心丰富的心理活动，运用大量的“旁白、独白”袒露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呈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倾轧后陷入的心理困境。目前学界对《逃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在叙事文体学综合分析框架下对叙述视角及人物话语行为两方面挖掘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以及心理的展现过程 [2]；其二是从主题学视角阐释主人公行为内在机理，如丁心怡从事件理论出发探析逃离主题，还原小说中三次逃离的模态与本质 [3]；其三从女性主义视角探究逃离成为女性探索自我和表达自我、实现自我救赎与自我完善的路径 [4]。综合来看，研究者鲜少涉及小说文本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交叉。由于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 [5]，本文拟以《逃离》一书为例，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分析主人公的逃离行为及其背后的机理。文章依次阐释在男性书写历史的体制下，主人公现实性焦虑、道德性焦虑及潜意识对其人格意识及其举措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运用心理学对小说文本价值的凸显，深化文本的心理学内涵，从而拓宽跨学科的研究范畴。
2. 现实性焦虑：本我与现实的博弈
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新论》著作中探讨焦虑出现的几种形式，为文学批评的开展提供了学理依据。他将焦虑定义为一种人皆有之、恼人的神经症状态，称为对一种外部危险的知觉反应 [6]。当社会情境中潜伏的危险因子阻碍了自我追寻快乐与满足的道路，现实性焦虑就会浮现在小说人物内心。纵观《逃离》全文，卡拉的现实性焦虑通过两次逃离行动得以呈现，家庭与社会的倾轧迫使其臣服于鬼魅的现实社会。
首先，她的现实性焦虑离不开错位的家庭关系。为了凸显亲子关系严重失衡这一主题，门罗细致刻画卡拉对原生家庭的不屑：“她看不起自己的父母，烦透了他们的房子” [7]。除此之外，卡拉父母对女儿不屑一顾的态度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他们得知卡拉对克拉克暗生情愫后，她的母亲冰冷地吐露“他会伤了你的心的” [7]。父母无礼的做法昭示着他们对卡拉婚姻的蔑视。此外，门罗对卡拉哥哥冷若冰霜态度的描述诠释了卡拉现实性焦虑增长的必然性。家庭成员的薄情粉碎了卡拉内心“本我”的美好幻想，也直击无穷尽的现实性焦虑和创伤的根源层面。
其次，卡拉的“本我”和“外界现实”陷入艰难的博弈。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自我预期或预见到不快乐的增长，会伴有焦虑的出现 [6]。卡拉的本我自始至终都在召唤父母的爱，然而冥冥之中她的自我却提醒她外界险恶。她的现实性焦虑呈现一条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曲线的上升过程即卡拉逐渐将情感和精神寄托于克拉克。随着卡拉对克拉克的依恋日益加深，卡拉对原生家庭的鄙夷也逐渐趋向临界点，即她渴望父母关爱的“本我”意识也即将走向幻灭。实质上，当卡拉下定决心在克拉克的协助下实行第一次逃离计划时，现实性焦虑已经到达巅峰。在亲子关系断裂的牢笼中，卡拉竭尽全力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出逃，以为其与原生家庭关系链条的断裂会缓解现实性焦虑：“她确确实实就是在哼唱着那支歌曲，她正在离开她的家，拜――拜。” [7]
然而，男权主义统治下失衡的两性关系将卡拉梦想的天堂生活化为泡影。尽管门罗对其婚后居所着墨不多，但读者不难推测卡拉时而忍受克拉克的无尽谩骂，时而为生计所迫从事繁重劳动。克拉克冰冷地审视卡拉的一举一动，拆解其渴求幸福婚姻的“本我”意识，迫使卡拉内心潜藏着对自身身份一种难言的焦虑 [6]。卡拉梦想幻灭时内心的彷徨暗示现实性焦虑又一次滋生的必要性。因此，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的卡拉不满婚姻生活的束缚，把救她于水火之中的贾米森太太视为最后一根稻草，实施第二次逃离计划。
最后，男性书写历史体制下卡拉的逃离计划实质是羸弱的女性主义与男权主义的抗争。在社会角色中扮演受压迫方的卡拉饱受男权侵袭，并未参与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即便卡拉的出逃计划在顺利进行，但她仍会因克拉克的缺席而惊惶不已，这也为继而她再一次面临现实性焦虑提供学理性依据。焦虑指知觉危险时所引起的主观状态，或指恐惧之感 [6]。当她踏上巴士开启人生崭新征途时：“她会不知所措的。她还能去关心什么呢？” [7] 这既凸显了卡拉的恐惧，也表现了现实性焦虑。即使门罗没有将卡拉的爱明朗化，但是她在巴士上的记忆回放，以及她对与克拉克分别的无尽恐惧，都体现出失语的本我意识。人格结构视域下卡拉的“本我”意识主张两性应彼此尊重，然而“自我”在感知外界险恶后，向卡拉传达克拉克的离席会带来其生活重心失衡的讯息。现实性焦虑引发的怯懦逼迫她臣服于父权社会的统治，适应被男性中心文化他者化的边缘者的身份。
3. 道德性焦虑：自我与超我的对峙
除却上文论述的人类对来自外部危险萌发的现实性焦虑外，弗洛伊德在指出焦虑的另一种形式“道德性焦虑”源于一种特殊心理结构组元的解离 [6]。在自我与超我的对峙中，超我灌输教条化的道德观，自我面对本我对自身欲望的追寻，担心遭受超我的谴责，随即产生内疚、羞耻等负面情绪。《逃离》中卡拉两次逃离的怪异行为也呈现出道德性焦虑对卡拉的侵袭。
第一，卡拉对道德观的认知映射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超我概念。超我引导卡拉知晓“正直”与“邪恶”的边界线，建构良知与道德的共同体。此外，长久的雇佣关系使得卡拉与贾米森太太形成深厚的友谊。在这样的语境下，卡拉很难越过内心道德的界限去从事欺诈等无耻行径。与此同时，丈夫克拉克陷入金钱的漩涡漠视道德判断，这一举动引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激烈对峙。在人格结构的隐匿运作下，超我无停歇地谴责克拉克的行为是可耻、荒谬的综合体，释放内疚感。
第二，克拉克可耻的计划击溃卡拉内心良知的防线，使其饱受超我价值观的规训与道德性焦虑的折磨。为谋求心里的平衡，卡拉采取一系列举措淡化道德性焦虑在内心深处的烙印，这一举动映射精神分析谱系的“防御机制”。这是“转移”防御机制的具体表征，即将对原先对象的欲望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借以转移内心的焦虑。在道德焦虑的作用下，她努力转移克拉克的注意力，企图跳过话题来谋求心理的平衡。在克拉克提出让她协助贾米森太太家务的请求后，卡拉坚定地说：“她走之前我刚大扫除过。我看没有什么必要这么快又重新折腾嘛。” [7] 该话语的发出映射出卡拉抑制潜藏的不安因子以规避超我的压迫。
第三，在道德性焦虑的侵袭下，卡拉在挣扎中祈求完成自我意识的建构，但这一举措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男权主义统治下的卡拉无法完成性别复苏，找不到生命历史的归属感。她背叛贾米森重回家庭牢笼时经受的道德性焦虑与她在筹划逃离计划时表现出的坚定果断有着紧密关联。从人格结构层面来看，道德领域的超我持续警戒她必须忠诚地履行与朋友的承诺。然而，被男权中心文化他者化的她对未来生活中克拉克的离场感到恐惧，“自我”清晰地感知到她已沦落成丈夫的附庸。在“自我”与“超我”的搏斗中，自我占了上风，所以她最终选择回归丧失女性意识的生活。门罗展现了卡拉为减轻焦虑采取的压抑的防御性机制，即把接受不了的难言的欲望、冲动、想法统统埋到无意识中 [6]。例如卡拉在出逃失败后收到贾米森太太的来信在水槽里把它点燃。这一举动映射了卡拉对过往记忆的排斥，潜意识深处拒绝承认自己曾经试图逃脱克拉克。卡拉采取的另一防御机制是“否认”，对某种痛苦的现实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加以否定 [6]。当克拉克向她提到遇到贾米森之后，道德感被碎片化的她为求心理平衡，只能被迫否认逃离计划的存在。小说的结尾揭示自我防御机制是无效的，卡拉依然深受道德性焦虑的戕害，“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那根针依然存在。” [7]
4. 困兽之斗：潜意识的独角戏
逃离在传统批评语境下通常被批评家视为消极词汇，该术语一般指代主人公受现实生活困扰后为谋求心理平衡而采取的举措。人物在潜意识的内力作用下，其在逃离过程中的怪异行为偏离正常运行的轨道。拼写错误或笔误是主人公潜意识外泄和男权主义社会合力操纵的产物。
小说中存在很多潜意识外泄的动作描写。即便言语层面并未涉及，但书信是卡拉潜意识的心理表征。卡拉在突破心理防线后给丈夫写了一封诀别信：“我已经走了。我不会有是的。” [7] 写信的举动不仅暗合精神分析法中“失误”动作的特质，也暴露了卡拉执行逃离计划中被压抑的受男权主义规训的潜意识。弗洛伊德将失误行为划分为三种范畴。其一是笔误，指代人物可能注意到或未曾注意过自己书写的内容与其本身意图不吻合的现象。卡拉的笔误行为，即将“事”书写成“是”，这不仅是循环系统混乱的表征，更是人格建构理论之中“自我”调节失败的鲜明表现。自我是逻辑的化身，理智地调控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然而，自我一旦稍有松懈，本我就会逃脱超我的监管，无拘无束地浮动在潜意识层面。因此，笔误实质是被压制下去的自我转变成与当事人意愿相反或者相同的产物。在执行此次逃离计划时，卡拉的潜意识依然呼唤克拉克的陪伴，故笔误的动作泄露了她对病态婚姻生活的依恋。
究其原因，卡拉的第二次逃离中的笔误或拼写错误行为充斥浓厚的男权意味。男权社会固有的劣根性将男性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忽略了遭受肢体与精神双重压迫的社会底层女性群体。典型的男尊女卑主仆二元对立关系渗透进家庭生活，女性是被边缘化的客体，是男性思维模式被动的衍生物。在文学作品中被类型化、在社会生活中被物化的女性深受男权主义的戕害，承受着来自男性群体目光的注视，任由自我主体意识一点点被吞噬直至消亡。同众多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一样，卡拉是处于社会底端的替罪羊，丧失性别话语权，在婚姻生活中处于失语状态。她深谙丈夫的习性，知晓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不会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此外，她自身也没有具备充分的勇气挣脱男权社会强加在身的锁链。因此，身体和精神被碎片化的卡拉虽然表面上在执行逃离家庭的计划，内心却对逃离计划的结果持悲观态度。卡拉书写的“I will be all write”中的“write”泄露了卡拉的潜意识思绪，告知读者她的逃离行动仅停留于书写层面，并不会将其付诸实践。
5. 结语
“文学”与“心理学”是跨学科研究的核心要素，也是批评家近年来探索的文学批评新范畴。在《逃离》这部短篇小说中，门罗将叙述视角聚焦于社区群体中极易被忽略的女性生活状态，揭示出平凡女性在爱情、家庭方面的生存困境。鉴于小说文本存在大量女性隐秘心理活动的描述，本文着重探讨人的主观心理在诠释文本价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凸显心理学在推动小说情节、扩展文本内涵的张力。主人公在做出道德选择时内心经受现实性焦虑、道德性焦虑的侵袭，在实行两次逃离计划时外露的潜意识，其逃离过程既是精神分析人格理论本我、自我、超我与外界的博弈过程，也是女性主义与父权社会的抗争过程。在男权主义的欺凌下，一方面卡拉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感知到建立平等、相互尊重的两性相处模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卡拉脆弱的内心经受着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的双重袭击，也是其自我意识处于“失语状态”、“逃离”计划走向幻灭的催化剂。通过阐释小说主人公逃离行为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不仅可以进一步知晓门罗的写作意图，唤醒游离于社会边缘地带女性同胞对重获话语权的重视，也使得文学与心理学在渗透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互通、互补、互识。
精神分析视角下《逃离》主人公逃离行为探析
摘要：当代加拿大文坛女作家艾丽斯・门罗的代表作《逃离》是文学与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完美例证。该作突破传统的叙事手法，描写社区群体中常被忽略的女性的生活状态及其内心隐秘复杂的情感，揭示出女性悲惨的生活困境。本文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深入探讨了《逃离》中主人公的两次逃离行为及成因。分析表明，女主人公卡拉在男权主义的欺凌下内心经受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的双重袭击，其笔误是潜意识和男权社会合力操纵的产物。本文着重探讨人的主观心理在诠释文本价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期凸显心理学在推动小说情节、扩展文本内涵的张力。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逃离》，精神分析，主人公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