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bate between “Conservatism and Reformism” in Kunqu Opera in the Current Era of Global Integration ()
1. 引言
2001年，昆曲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此之后的20余年内，我国文化主管部门和各昆曲院团及昆曲艺术家、戏曲理论工作者也持之以恒地围绕国家政策开始系列工作，致力于发展一种可资借鉴的现代模式 [1]。虽初具成效，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几支日趋消衰的地方昆曲剧种特色，影响了昆曲的“原汁原味”性，初步显露同质化的趋向。笔者希望通过梳理中国传统昆曲发展进程，结合自己所学有关其与西方戏剧的区别和联系，分析昆曲民族化和西方化各自的优劣势，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昆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2. 昆曲介绍
昆曲，原名“昆山腔”，现又被称为“昆剧”，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历史悠久、剧目丰富、文辞典雅、曲调优美，被称为“百戏之祖”。现如今，昆曲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剧目如：王世贞的《鸣凤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沈?的《义侠记》等。
昆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昆山千灯顾坚“擅发南曲之奥”推动了昆山腔的流播。明代嘉靖年间，以太仓魏良辅为首的曲家群落对南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苏州－中州音”(即苏州官话)为选定的舞台语音，引进了北曲和先进的北曲乐理以及传统的声韵学说，改良了昆山腔。因其婉转流丽，又被称为“水磨腔”。清代嘉靖末至隆庆初，昆山剧作家梁辰鱼依照昆曲音律填写了《浣纱记》传奇，把限于清唱的昆曲运用于舞台表演艺术。《浣纱记》的成功，标志了一个新的剧种――昆剧的诞生。随着职业戏班的流动，昆剧沿着运河北上南下，沿着长江西进东扩。明代万历末年，昆剧已进入北京。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各地落户，远至东北、云贵，很快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明末清初，昆剧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昌盛。清代乾隆以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昆曲只在民间曲社中一息尚存。而到了现代，自1921年成立苏州昆曲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以来，传字辈昆曲艺术家所能演的戏已较清末苏州四大昆班少了许多，而建国后新一代昆曲工作者所学到并能演出的传统剧目则更见凋零。
昆剧主要由歌，舞，表演和故事四个艺术要素组成。“歌”，是指昆剧的音乐唱腔部分。“舞”，一般指的是身段；“表演”，指的是叙事或代言过程中的唱、念、做、打。昆剧以载歌载舞为专长，配有抒发心理或是诠释词义的幽雅美视的身段动作。“故事”，指情节，以传奇文本为载体，融诗词赋赞于一炉。昆剧把音乐、文学、舞蹈、歌唱、绘画、雕塑、杂技和武术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样式有机地化合为自己的艺术本体，而在表现上强调写意，即强调“意、趣、神、色”。
3. “传承传统”为主的民族化道路
笔者曾前往昆曲发祥地苏州，实地探访了昆曲博物馆。虽然如今戏曲文化衰弱，苏州人受其浓厚的地域文化的熏陶，对戏曲依旧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热情，营造出了相当浓郁的文化氛围。该馆常年开展丰富多彩的戏曲活动，这使笔者及团队成员有幸采访到正在教授儿童昆曲棍花表演的龚老先生。退休多年的龚老师有着丰富的昆曲表演和教授经验，一直热心昆曲传播事业。在采访中，他既表达了对青年一代所展现出的昆曲学习热情的欣慰，也谈到了对昆曲大范围传承难度的担忧。
同龚老先生一样，大多老一辈经验较为丰富的昆曲工作者还是更趋向于“传承传统”为主的民族化道路，他们的选择是基于诸多现实因素的考量：
3.1. 昆曲自身学习难度大
其一，昆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昆曲中不仅涉及到古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元素，还保留有传统音乐、舞蹈、杂技、武术、书法等。其中任一元素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学习掌握。
其二，昆曲所呈现的主题一般是封建统治、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以明朝剧作家汤显祖的浪漫主义代表作《牡丹亭》为例，明清时期的中国，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代价往往是巨大、难以承受的，人只有死后才能和自己的爱人团聚。《牡丹亭》就是在这种民族文化中产生的，作品带着极其明显的明清传统封建礼教的时代烙印。在当今自由、包容、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中国青年一代对于此类主题的理解和演绎都会相对困难。传统昆曲剧本的历史背景与当今时代背景之间的巨大差距给了青年传承者解读戏剧文本极大的挑战。
其三，唱腔是昆曲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六百多年来，昆曲以其独有的唱腔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世界，使人们陶醉其间，忘乎所以。刘明澜在《论昆曲唱腔的艺术美》中阐述道：“唱腔是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音乐线条的美，唱腔在昆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2] 昆剧属于曲牌体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合成套数为一出，由数十个套数联合成完整的故事为一剧。每支曲牌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主腔和结音，曲牌体的程式主要体现在词式、乐式和套式三个方面。“昆曲在唱腔上是对我国古典音乐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因而它兼具了元朝时期和宋朝时期的戏曲文化特点, 借鉴了民间用于宗教信仰等事仪时所用音乐的曲调。” [3] 在唱法上，昆曲注重节奏、声音的控制，咬字的头、腹、尾，也就是每一处吐字、过腔及收音都十分讲究，“平、上、去、入”都要逐一考量 [4]，歌唱时歌者必须“依字行腔”。
因此，难以掌握的唱腔是让很多昆曲爱好者对学习昆曲望而却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3.2. 昆曲孕育缺少肥沃的土壤
在昆曲初步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众多民间艺术家为昆曲在明清时期的兴盛提供了培育的基石。诸如明代戏剧家梁辰鱼创作了《浣纱记》，同一时间段，李开先的《宝剑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出世，掀起了一小股昆曲浪潮。而到了明代末期，“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以他非凡的创作天赋和才华直接将这股浪潮推向了最高点。他的“临川四梦”作为传统昆剧经典长青不败，其角色内心刻画之细、艺术造诣之高、探索人生境界之深均足可媲美莎翁四大悲喜剧。康熙年间，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也相继问世。随着大量优秀作品的出现，许多地区出现了专门演出昆曲的民间职业戏班。明晚期时，昆曲进入宫廷，与此同时，在北方也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可昆曲在经过了三百年的兴盛繁荣之后，在清代乾、嘉时期则开始走向衰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的凋零，汤显祖、孔尚任等引领过时代思潮的知识精英消逝在历史的地平线之后，他们的后继者却鲜有达到他们的艺术水准。
笔者看来，人才凋零背后暴露出的是昆曲学生生源稀缺的问题，新鲜血液无法及时补充，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这大大影响了昆曲的代代传承，并进一步导致了当前昆曲表演者水平断层的问题。加之，在艺术欣赏上，细腻优雅缓慢的昆曲与大众快节奏的审美需求相违背，观众对昆曲唱腔的主观接受度下滑也是“土壤”缺失的表现之一。
3.3. 昆曲改革创新将承担昆曲变味的风险
传承是创新的基石，目前昆曲代代传承的基石还摇摇欲坠，一系列创新、跨文化改编所要承担的风险是相当大的。首先，昆曲西方化、现代化自身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此类创新形式需要克服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极大差异，于创作者翻译改编，于表演者解读演绎，于海内外观众理解欣赏，都会非常困难。
更加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任何形式的“改革创新”都有可能带来“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在真正落实之前都是未知的。在创新创作的过程中，“传统剧本的改编必然伴随着原意的损失或新意的增加。” [5] 不成熟、不恰当的改编会让原汁原味的昆曲变味，让中国传统昆曲艺术失去自己的本色。因此，只有先做好传统的传承，打好牢固的基石，原汁原味的昆曲才能得以保留，中华百年历史沉淀下来的艺术、文化才能得以延续。
基于上述提到的现实因素，让有一批人在这场昆曲的“保守与改革”之争中选择坚守民族化道路。只有时刻保持一颗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敬畏之心，才能保住它原有的光彩；只有打好代代传承的基石，才能让这门艺术永不没落。
4. “改革创新”为主的西方化道路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密切，且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提高，让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彰显我国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昆曲现代化改革创新以适应跨文化交际需要乃大势所趋。昆曲的现代化与西方化使这项逐渐陷入沉睡的中华传统艺术得以复苏，使中国昆曲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再现其独特光芒。五四时期，陈独秀等有识之士展开新旧文化的“保守与改革”之争，最终向西方学习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引导中国走向了现代化，实现了人民思想、个性的解放。类比新文化运动的成功经验不难看出传统昆曲也应当勇敢地迈向现代化之路。细想传统昆曲的日渐式微不正是从现代戏剧的发展和兴起而开始的吗？
余秋雨曾与青春版《牡丹亭》的导演白先勇交谈并指出：“一个对异邦同行非常重要的步伐完全感到陌生的民族，在现代这种日新月异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有健全的文学和艺术产生的。开阔的胸襟、辽远的视野是必需的，有了广角的国际视野后，才能更加确定我们自己的文化定位，能全盘了解国际上的动脉，才能发挥我们自己的真正魅力。” [6] 而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证据、成功的案例得以证明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科逐渐兴起，昆曲现代化、西方化的可实现性。
1998年彼得・勒斯将昆曲与西方现代元素相结合导演了歌剧版《牡丹亭》，1999年陈世铮导演了“传奇”版《牡丹亭》，尽量还原了“原汁原味”的完整版昆曲。虽然这两部剧作褒贬不一，但它们成功地让中国昆曲《牡丹亭》在海外掀起了一股汉学的研究热潮，在中外跨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将目光聚焦于21世纪，在昆曲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有志者在成功带领优秀的中华昆曲文化“走出去”、登上国际舞台的同时，证明了昆曲本土化和全球化两者的联结性。本土化和全球化并不矛盾，我们不一定非要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通过合理的跨文化改编和剧本的巧妙编排，做到契合西方审美同时兼顾传统的原汁原味性也不无可能。
4.1. 跨文化改编以融合西方文学及艺术审美
翻译是最直接的跨文化交际方式。2002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刊行了白之翻译的《牡丹亭》第二版，这是《牡丹亭》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受欢迎的英文译本。耗时八年翻译的《牡丹亭》在保证译本尽可能保留原著原意的同时，为应对中西跨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努力。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白之跳开了素体诗的束缚，在深度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采用自由诗，秉持“节律对应”的原则，准确还原原作本身。白之注意把握人物语言的差别，对不同角色的语言翻译都精心设计，在错综复杂的语言中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词汇还原原著。并且在“语体、意象、双关、诗意”等方面也做到尽可能不破坏原文的美感。为了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深刻理解文本之后的文化内涵，白之在翻译时添加了注释说明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指导读者更好地拨开中国传统文学的面纱，体会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主题适应了西方文化的背景，宏大清晰的结构、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华丽饱满的语言又使他的译作契合了西方审美，降低了西方以及中国年轻一代的欣赏门槛，中外观众对于《牡丹亭》的演出反响热烈 [6]。
昆曲的传播不能只停留于文本，表演才是其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受白之译本的启发与鼓舞，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年首演并在国内和国际巡演。白先勇先生以其国际性学术视野和现代化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摆脱昆曲传统制式的束缚，大刀阔斧地剪掉旁枝末节的拘束，兼容中西。青春版《牡丹亭》创下了二百多场演出的历史记录，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该剧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年轻昆曲演员，还收获了一众铁粉观众，为推广昆曲摇旗呐喊。白先勇在角色演员的选择上改变了由年长的资深老演员独挑大梁的习惯，大胆地启用富有青春气息的年轻演员作为主演；在主题选择上，选用“青春与爱情”这一共通海内外的主题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在剧本编排上，在传统的十二个女花神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男花神角色以突出“青春版”的特色，吸引年轻人注意到曾经被他们忽视的中华传统艺术形式。白先勇遵循“古典为体，现代为用”的原则，形成了独特的新古典主义风格，造就了一出兼具古典与现代的昆曲表演 [7]。白先勇的跨文化编排，缓和了传统和当代传播之间的矛盾冲突。让传统昆曲作品在国际舞台上不失传统本色的同时，更加贴近本土年轻观众的艺术审美，适应海外观众的西方文化背景，进一步扩大昆曲的观众群，将新鲜血液注入中华传统艺术，帮助促进昆曲的传承、保护事业。
4.2. 跨文化改编能兼顾保留昆曲的原汁原味性
威廉・莎士比亚是当时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所作的戏剧成就了欧洲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被称作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不但如此，中国文学、现代戏剧一直以来也深受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滋养和影响，如莎士比亚戏剧在人物、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语言的诗意化、风格的浪漫化等方面直接的影响；如莎士比亚悲剧最独特最根本的审美方式对中国现代戏剧所形成的间接的影响等。
2016年是威廉・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巧合的是素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剧作家汤显祖是于同年逝世的。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在他们离开后的400年后，二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同一时空相遇了。在英国爱丁堡新城剧院中，上演了一场由湖南省昆剧团排演，极具中国特色的昆曲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针对于昆曲现代化改革是否会丧失传统昆曲本色的质疑，湖南省昆曲剧团以精彩的演出呈现和优秀的观众反馈打消了一部分顾虑。昆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爱丁堡新城剧场上座率高达80%。这证明了其实对昆曲经典本意的把握和当下的跨文化交流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标准来恒定其价值。昆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绎形式像是一种嫁接，剧名《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形式上的西方化，其内核还是中国地道的昆曲表演。正如该剧的编剧陈超教授所言：“莎剧名称《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外衣，是形，脱去此外衣，内容是昆曲，确切来说，内核是昆曲，精华是昆曲。”此剧在编写上，严格遵从传统套曲的规范，“步步娇”后面紧跟的是“折桂令”而不随意更换，每场词牌均为一韵，每个字都押平仄；此剧在用典上，糅合了许多神话传说和传统诗词，包括西施与范蠡的典故、杜牧的诗作以及李?的《摊破浣溪沙》等；此剧在主题和人物刻画上也选择了保留中国本土化的特征。区别于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和现实生活的矛盾，昆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表现的仍是对中国古代“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封建皇权的反抗 [8]。
昆曲走向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一种契合当下时代大背景的选择，更是一个让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提高昆曲国际知名度的良机。据上文，已经有很多人在默默做出努力，让国人喜爱本国的戏剧并对其充满信心，让海外世界认可中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优秀艺术文化并对其接纳欣赏。因此，即使困难重重，也不应排斥改革给昆曲带来的无限可能。
5. 总结和建议
到底如何展开昆曲的传承与保护，在这场“保守与改革”之争中的双方都各执一词，很难在“传承为主”和“改革创新”中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保护、传承、弘扬昆曲的道路上，无论持有何种论断的人都是中国昆曲的爱好者，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都是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的守护者。让中国昆曲艺术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是双方共同的目标。笔者认为，双方应当彼此尊重、相互鼓励、通力合作，摸索出一条最适合昆曲发展的道路，把握好“保守”与“改革”之间的度。在全球一体化、中西文化交流密切的大背景下，昆曲通过跨文化改编实现西方化与现代化，不但能促进昆曲发展，更能彰显和弘扬我国文化自信，进一步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伟大目标。但其前提条件是不凭空创造，不改变其本质，使之成为一种“似昆非昆”的艺术形式。
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9]。但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浪中，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艰难复杂的局面，需要我们着眼长远，充分把握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和方法。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走出去，主要依靠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等官方渠道进行海外传播，事实证明在中西“对立”的政治语境下，这种被动的传播方式的实效并不理想。
笔者针对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如下几点建议：其一，开拓创新渠道将中华文化送入西方视野中。笔者认为北京冬奥会期间，“冰墩墩、雪融融”IP成功“出圈”火遍全球就是一个值得思考借鉴的成功案例。将目光投向文化产业，通过各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IP内容产品来呈现中国故事，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其二，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主动搭建中外合作传播平台。当下不少外国青年、留学生活跃在各大社交平台。积极开展“外国青年讲中国故事”系列活动，以他们的个性化思维和表达方式展示他们眼中的中国，为他们的原创作品提供内容、技术、传播推广等支持。其三，加强文化自信，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精神动力。当某个民族具有文化自信时，就会为本民族文化而自豪和骄傲，并自觉传承、弘扬和创新本民族文化。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昆曲的“保守与改革”之争
摘要：在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下，中国昆曲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艺术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萧条，但自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昆曲进行抢救、保护和扶持，昆曲发展又重新焕发生机。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大潮中，西方化、现代化的昆曲形式不断涌现，在海内外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传统昆曲形式不断受到挑战，面临着是否转型的抉择。现在，谈及昆曲传承与保护，往往伴随着“传承传统”和“改革创新”这两种声音。昆曲的“保守与改革”之争，随着国人对昆曲关注的加深而愈演愈烈。本文将从二分法的视角，分别陈述昆曲走向民族化和西方化两种方向各自的立足点，探索中国传统艺术昆曲未来传承与发展之路的选择――“保守”或“改革”两个方向的趋向性。
关键词：昆曲，莎士比亚戏剧，民族化和西方化，跨文化交流，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