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German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
1. 引言
21世纪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语境下，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学术等层面的交流愈发频繁、深广，留学生及移民群体数量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德国以其丰富多元的教学资源和世界领先的科研水平吸引着各国学生赴德深造。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截至2018年，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逾4万人，2020年初增至约4.5万人 [1]。作为最受欢迎的非英语国家留学国，德国迥异的社会文化和教育语境却给中国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带来极大挑战。后者是否能够适应德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差异，顺利完成学业，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焦点之一。
现有国内外文献对跨文化适应性问题的成因及影响因素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其中以来华留学生及赴英美等国读硕或读博的中国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居多 [2] [3] [4]，而针对在德国这一非英语留学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学生群体、尤其是本科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成果极为有限。毛学勤指出，在德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 [5]。鉴于此，本研究以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框架下14~16级赴德留学的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外语能力、学业课业、人际交往、日常生活及价值观念五方面展开调研，探究其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特点要素与存在的问题。
2. 文献综述：概念及适应模型
跨文化适应指个体移居到陌生的社会环境，与外界建立并保持相对稳定联系的过程 [6]，其研究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Oberg于1954年首次提出“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这一概念，描述个体在异文化语境下所经历的迷失感和伴随的焦虑感，并以四个阶段(蜜月期、沮丧期、适应期和稳定期)来描述跨文化适应过程 [7]。Kim将跨文化适应视为一个三元(压力-适应-成长)螺旋斜上位移的动态过程，其中个体不仅有自我适应的提升，也有因异文化语境带来的刺激而导致的下降，其模型反映出推与拉、变化与稳定和参与脱离的动态关联 [6]。Berry将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界定为文化/群体层面的文化适应与心理/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并基于“是否保持对源文化的认同”和“是否与异文化群体保持联系”构建双维度理论模型，区分四类跨文化适应策略――“整合”、“边缘”、“同化”、“分离” [8]。来自异文化的个体在上述两个维度上的交流倾向性越高，即对自身文化认同度和对异文化的接受意愿越高，其越有可能选择“整合”与“同化”的策略；反之，交流倾向性越低，则会选择“分离”与“边缘”的策略。“整合”被视为最佳的跨文化适应策略 [9]。Ward等基于实证研究，提出双维度跨文化适应(即情感上的心理适应和行为上的社会文化适应) [10]。心理适应指个体对异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和身心健康度，具体表现为是否习惯日常生活、心理上是否存在抑郁、沮丧等情绪；社会文化适应指个体学习和掌握异文化知识及生活技能的程度，具体体现在学业与人际交往等方面。心理适应与社会文化适应相互关联，前者随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波动，后者则随时长和异文化社会文化知识的习得而趋向稳定。
综上可知，当留学生个体进入陌生的异文化语境，首先通常会因崭新的体验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期待对上述异文化语境进行探索。经过短暂的兴奋期后，开始逐渐感受到源文化与异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产生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尤其会在心理上出现抑郁、焦躁或恐慌等应激性反应，即“文化冲击”下的外显性表现，更有甚者会因过于厌恶与源文化不同的异文化而对其进行指责与批评，拒绝融入异文化的新模式。经一定的时间积淀，个体也会逐渐熟悉异文化语境和人际交往模式，在适当的压力下开始被动或主动地学习并逐步掌握必需的生活技能与学业知识，从而变得积极向上，开始理性地看待、理解、包容、适应并融入全新的异文化语境。经过不断的自我动态调整，个体的跨文化适应状态趋于稳定，并逐渐在社会及学业环境中游刃有余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和职责，即在源文化与异文化中找到自我调整和适应的平衡点，让自己达到一种最佳的适应状态。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取上海某双一流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框架下14~16级赴德留学的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其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在上述中德高校的本科合作办学框架下完成“2.5学年 + 1.5学年”学制的本科学业，完成答辩后获中德两校双认可的双学士学位。针对研究对象在德留学期间遇到的一系列跨文化适应问题，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以自行设计问卷并在线投放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展开调研，探究研究对象的跨文化适应现状并分析其特点要素及成因。为便于研究对象参与调研及后期反馈数据的收集、整理、统计和分析，我们采用问卷星生成问卷并在线投放，其通过手机或电脑匿名完成问卷后在线提交。问卷依照李克特五级量表编制(完全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具体量化研究对象在各项问题上的确切意见，以使调研过程科学、客观、严谨、合理。
3.2. 研究的实施
该问卷旨在探究研究对象：1) 身处德国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教育语境下，对外部环境(即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适应；2) 对全英文学业的适应与及与德国师生的人际交往；3) 与当地居民及本国和他国留学生群体的人际交往；4) 对心理预期与实际环境差异的适应及对异文化语境下不同价值观念的认知。问卷第一部分由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组成，共6题，均为单选题。采集的信息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当前身份状态、在德留学时间、读本科前的出国(境)留(游)学经历及在德留学期间主要使用的语言等内容。该部分调研旨在了解研究对象在德期间的工作/生活语言及已有的出国(境)留(游)学经历是否会构成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要素。问卷第二部分将跨文化适应细分为外语能力、学业课业、人际交往、日常生活及价值观念五方面，通过探究研究对象在上述5方面的适应现状，分析其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呈现的特点要素及存在的问题。该部分共43题；其中量表类38题，文字叙述类5题。量表题中每一选项均被赋值，即“完全不同意”为1分，“不同意”为2分，“一般”为3分，“同意”为4分，“完全同意”为5分。后续分析中，通过题目得分情况判断研究对象针对题目所指的某一情境的适应力。若得分大于3分，表明适应该情境的研究对象多于不能适应该情境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对象对该情境已具备一定的跨文化适应力。
问卷正式投放前，6位参与过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和1位老师自愿参与了问卷的小范围测试，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题目在措辞上的歧义、提升题目表述的清晰度、检验问卷的措辞、长度、信度、效度及问题的覆盖面，并针对问卷题量、题型、措辞和选项设置提出建设性反馈。反馈结果显示，问卷在其长度、信度及效度上均为良好，适合后期的正式匿名投放。针对在问卷措辞、选项设置及问题覆盖面的反馈，我们就原问卷中尚未涉及或考虑周全的问题或选项进行了补充，合并或删减了一些题目以使问卷保持合理的长度，并修改并润色了一些题目的题干和选项的措辞以减少歧义、提升表述的清晰度。正式问卷于2019年6月5日在微信朋友圈及研究对象的班级、年级群里投放，2019年6月26日上述调研截止。问卷投放为期3周，共收回有效问卷83份。问卷样本量约占总样本量的10%，符合本研究最低样本量的需求。
4. 结果及讨论
4.1. 研究结果
4.1.1. 外语能力的跨文化适应
通过分析学生对自身德语交际能力及跨文化适应性的评估，毛学勤发现，学生对自身的外语能力越自信，其二语交际意愿越强，在跨文化交际各方面的适应能力越高。尽管自我评估只反映二语自信的程度，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真实的语言水平，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外语能力与跨文化适应相关联。 [11]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对自己的外语能力普遍较为自信，超过95%的研究对象表示能够以英语或德语完成课业并与当地人交流。图1显示，如果研究对象认为自身的外语能力足够，即“完全不同意”自身外语能力有限，则也会认为与德国人交友不困难，平均分高达3.76，与其他“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自身外语能力有限的研究对象的平均分都有明显差距。因此，关于外语能力的跨文化适应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即主要表现为，人际交往方面，二语自信程度偏低的研究对象，很少主动开口与外国人交流或交友，交际意愿较弱，其在跨文化交际其他方面的适应力也偏低。
图1. 外语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的交叉分析
4.1.2. 学业课业的跨文化适应
“学业课业的跨文化适应”部分的反馈表明，研究对象在留学期间有关“学科设置”、“教学方法”、“选课技巧”和“评估模式及考试”四方面并未出现明显的跨文化不适应。在“观点表达”方面，仅有不足50%的研究对象报告自己能够主动向教授提出学业上的困惑并寻求帮助，而逾半数的研究对象选择在课下自己解决或通过向熟悉的中国同学请教并解决学习上的疑难。此外，在衡量用英语表述观点的能力时，该题得分为3.86分，表明选择“同意”的人数占比最多，为44.05%，说明上述研究对象对自己能否清晰表述观点的能力并不自信。
对于“在德留学期间，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查阅与学业课业相关的书籍、文献资料的情况”一题，仅有合为39.76%的研究对象选择“同意”(占比24.10%)或“非常同意”(占比15.66%)该选项描述的学习情况，表明自己会使用学校图书馆资源查阅书籍和文献资料，以完成课业和学业(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使用学校图书馆资源的学生占比会随留德时间的增长而上升，但其总体平均分为3.1。通过交叉分析发现，初到德国的第一年，研究对象对上述资源及其使用非常不熟悉，平均分仅为2.76。这表明在德留学期间，一部分中国学生并不能很好地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以拓展视野、助力学习，但随着时间推移，上述情形会逐渐有所改善。对照文献，约70%的亚裔留学生表明自己能熟练使用所在学校提供的学术资源 [12]，这可能不仅是由于在德时间长短引起的学习能力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母国文化和教育背景所带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自主性差异所致。
图2. 在德留学期间，研究对象使用学校图书馆资源的情况
4.1.3. 人际交往的跨文化适应
文献显示，鉴于欧美国家与亚洲国家迥异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差异，亚洲国家学生在赴欧美国家留学的过程中，通常难以融入当地社区或在留学国本土交友，而与中国留学生或其他亚裔留学生交友则相对更为容易 [12] [13] [14]。本研究中，鉴于研究对象已完成2.5学年国内阶段的学习，对于“在德留学期间主动结交新的本国朋友”一题，选择“一般”占比最多，达36.9%，这说明其在赴德留学前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人际交往圈。相较于“主动结交本国朋友”一题的平均分3.55分，在“主动结交新的德国朋友”一题上，平均分只有2.95分，这说明在德留学期间，较之与德国学生交友，留学生仍倾向于主动结交本国学生。我们了解到，在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框架下，中方学生初到德方高校时，德方会安排当地学生作为其德国学伴(German buddy)，以帮助其解决赴德初期的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助力其尽快度过跨文化不适期，更好地融入当地的学习生活。然而调研显示，在“与德国学伴保持长久联系和友谊”一题上，平均分仅为2.98分，表明不足半数的研究对象与自己的德国学伴保持联系。究其时间线变化趋势(见图3)，初到德国1年内，研究对象与其德国学伴的联系最为紧密；随时间推移，其与德国学伴的联系逐渐减少。这表明研究对象与德国学伴的人际交往并不紧密，后者也许只在初期协助前者解决部分学习或生活上的困难，而双方并无在学业等方面更为广泛或频繁的沟通，从而无从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图3. 研究对象与德国学伴的人际交往变化趋势
“融入当地人生活圈”及“参与德国朋友的社交活动”这两题的得分分别为2.98与2.52，均低于3分，说明研究对象并未顺利融入当地人生活圈。相较于德国朋友圈，研究对象更倾向于进入更为熟悉的中国朋友圈参与社交。通过对比分析交叉数据，我们发现，社交意愿和年龄与海外留学或生活时间的关联度并不大，这与现有文献的结论一致 [3] [14]。
4.1.4. 日常生活的跨文化适应
调研显示，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跨文化适应力较为出色，似乎并未遭遇明显的文化震荡。在“出行交通工具”、“居住生态环境”、“日常购物”等方面的平均得分均在4分以上，表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较为顺利，并无显著的跨文化不适。即便如此，仍有约40%的调研对象称自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不安；更有逾58%的调研对象明确表示自己会因压力过大而焦躁不安、无法入眠，甚至无法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这就表明，即使大多数研究对象声称自己能够适应留学国的生活环境，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同学的适应力欠佳，只是羞于明确表达出来。随着留学时长的增加和对留学环境的日益熟悉，其日常作息、心理不适等跨文化不适能逐渐得以减弱和改善(见图4)。
图4. 在德中国学生的身心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对于参与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研究对象而言，在其赴德前和初到德国时，对饮食文化的差异有着较为强烈的担忧，约有50%的研究对象认为其将在该问题上遇到困难。通过交叉分析，我们发现，在德留学的第1~2年期间，研究对象对当地饮食的适应性最高；不同于预期的是，在德留学或生活3年及以上后，研究对象对德国饮食的适应性反而降到最低(见图5)，这有可能是基于其已经进入文化适应过程的“稳定”阶段，对德国饮食不再感到新鲜与好奇之故。
图5. 研究对象在饮食上的跨文化适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4.1.5. 价值观念的跨文化适应
迥异的价值观念是产生文化冲击的根源所在。在对于异文化的主观认知和适应方面，研究对象的平均分均超过4分，表明其能够主动去观察和感受德国人的价值观念，并乐于理解中德两国在社会文化、生活习俗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并入乡随俗地尊重这些差异。如图6的调研反馈表明，研究对象在总体上对于主观适应异文化的积极性较高，超过80%的研究对象“非常同意”或“同意”自己会去观察和感受德国人的价值观。仅有19.27%的研究对象表示，尽管不会主动了解或习惯上述文化差异，但也不会出现主观排斥或厌恶异文化的情形。
图6. 研究对象对于价值观念的跨文化适应
4.2. 基于研究结果的讨论
4.2.1. 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外部因素
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外部因素多指由外部环境带给个体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主要包括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支持网络。
1) 生活环境
无论文化距离的远近，不同社会语境下的生活环境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包括气候温度、居住环境、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调研表明，就德国的生活环境而言，研究对象的适应力普遍较高，平均分均在4分及以上，例如，认为住宿环境安心舒适、留学地气温适宜等。中西方饮食习惯虽大有不同，但大部分研究对象表示能够接受德式饮食，并找到适宜的餐馆(包括中餐馆)。德方高校的住宿提供公共厨房，间接为留学生提供饮食上的便利，让其“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上，大部分研究对象也表示自己能熟练使用当地的公共交通设施，平时遇到生活上的问题也能主动寻求他人帮助，在外出独力采购生活用品时也没有跨文化的不适。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绝大多数研究对象表示在生活环境方面的跨文化不适较少，但调研结果仍显示，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对象会莫名其妙地出现紧张、不安等负面情绪，甚至会因心理上的焦躁而无法保证正常的生活作息。这就表明，生活环境的改变仍会对留学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需要其不断地通过自我调整和适应来减低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压力。
2) 教育环境
作为传输价值观、保留文化和延续道德的机制和过程，教育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政治体制则决定了教育制度模式。西方教育大都主张激发学生的潜力和创新力，鼓励学生在课内课外独立思考、思辨思考、不畏权威、勇于发言。中国教育“一考定终生”的传统理念在国人心中仍根深蒂固；应试化教育使学生通常以老师为知识标杆，极少主动挑战老师的权威，在遵守纪律的同时失去了活跃灵动的课堂氛围。上述教育理念和模式上的东西方差异，直接导致当德方老师提出“还有问题吗”时，课堂上一片沉寂；学生提不出问题，则师生互动难以实现。调研显示，大部分调研对象能够适应德国高校的学科设置、按时出勤、完成课业并最终通过考试。较为突出的是，在德留学期间，相对于主动向教授提问，其更倾向于课后向同学求助，而不是直接在课上或答疑时间直接向教授提出；这也许是长久以来国内中小学教育培养学生“要听老师话”的影响。尽管中德两国的教育体制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对象能较为顺利地适应中德高等教育教学间的不同并完成相应的课业和学业要求，说明其在教育方面的跨文化适应力处于较高的水平。
3) 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指个体在社会中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人通过社会支持网络来获得情感、经济等方面的帮助或支持。现有文献表明 [10] [15]，留学生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来源于本国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为其在异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中遭受挫折、情绪波动时提供最为及时和贴心的安慰和支持，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同样阻碍了其接受异国文化和结交异国朋友的进程。故尽快建立自身在留学国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囿于与本国的家人与朋友交往，能更快更好地帮助中国学生适应德国的社会文化和求学环境。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能积极与德国当地人交友的研究对象中，其语言、学习、心理等方面的跨文化适应力明显强于不能与当地人顺利交友的研究对象，这就验证了应尽快尽早地建立在当地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提升留学生自身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的这一观点。
4.2.2. 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内部因素
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外部因素大多表现为外部环境给个体带来的影响，而内部因素则与每一独立个体息息相关。本研究中，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价值观念和性别因素。
1) 价值观念
德国哲学家E.施普兰格尔区分出6种理想价值型，它从理论、政治、经济、审美、社会及宗教的角度多方面考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例如，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德两国在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德国在二战后以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为主流宗教；而中国则几千年传承佛道思想，其已与国人的思维模式、心理情感和待人接物等密不可分。调研显示，绝大部分研究对象在德留学期间，能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价值观念，遇到生活和学业上的不顺时，能够主动认知与他人存在的价值观念差异并主动寻求解决策略，但也有部分研究对象由此产生了“后悔出国”等跨文化不适的情况。
2) 性别因素
人们通常认为，大部分女性的语言能力高于男性，而大部分男性的决策能力要优于女性。但包括本研究在内的许多跨文化研究发现，基于性别的跨文化适应力并未出现显著差异。本研究中，在“是否会因在国外的学习或工作不顺而后悔选择出国”这一问题上，女性均分为2.48，明显高于男性的均值2.3分。这表明女性研究对象在心理承受能力方面会弱一些，故造成跨文化适应能力认知上的起伏。在其他问题方面，男女研究对象的反馈均未出现显著差异，故性别因素并不能成为衡量跨文化适应力高低的要素之一。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在线匿名问卷调研，对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下赴德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进行调研，探究其在外语能力、学业课业、人际交往、日常生活及价值观念五方面跨文化适应的特点要素和存在的问题。在外语能力、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方面，上述研究对象因前期国内阶段的学习及德国学伴的协助，在赴德后的跨文化适应上表现良好。然而在学业课业和人际交往方面，其跨文化适应力则有所欠缺。学业课业方面，虽中德双方的教学理念和授课形式存在差异，研究对象能较好地完成课业并通过考试，但其在对德方高校图书馆资源及其他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上还存在一定的被动状态；人际交往方面，总体而言，其社交网络相对单一和狭窄，欠缺涵盖德国师友的社交圈，仍停留在多与本国人交友的状态，较少主动与当地人交友或参加当地人的社交活动。对暂居国外的留学生而言，上述五方面长期或短期的跨文化适应力，恰是留学阶段尤为重要、不可或缺的。
当留学个体进入全新的社会文化和教育语境，遭遇不同程度的文化冲击、困惑和障碍，体验从未经历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调整自身的跨文化适应策略、提升自身的跨文化适应力，以顺利完成留学生活和学习。在新时期全球化及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留学生群体如何在外部环境和自身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下，经历文化冲突、文化障碍、文化适应及文化整合的过程并产生积极的调整策略及适应力，仍是我们目前及将来的研究方向。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华东理工大学2019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在德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课题编号：201910251103)阶段性成果。
中外合作办学框架下赴德本科学生跨文化适应实证研究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接受国际化高等教育，而留学国迥异的社会文化和教育语境也给中国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带来极大挑战。本文以上海某双一流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例，通过在线匿名问卷和访谈展开调研，探究其中外合作办学框架下赴德本科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特点要素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跨文化适应，中外合作办学，文化差异，本科学生，德国高校，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