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被本・琼生盛赞“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莎士比亚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一生共创作了37部戏剧，涉及28位女性角色。克里奥佩特拉即为其中一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她是《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的埃及女王。《安》讲述罗马三大巨头之一的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非道德性的爱恨纠葛。莎士比亚书写的克里奥佩特拉爱欲熏心，时而疯癫时而理性。“要是那真的是爱，告诉我多么深。” [1] 1她不愿损伤自己作为一名女王的尊严，不愿成为凯撒得以炫耀的战利品，选择慷慨赴死。面对爱情，她的内心充满喧哗和躁动；面对权力和国家，她意志坚定，野心勃勃。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们开始重视个人价值，但女性的话语权仍然被忽视。克里奥佩特拉为女性发声，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行为可以说是女性意识的先驱。这位传奇女王得到了后世不少文艺创作者的关注。20世纪福克斯公司邀请著名女影星伊丽莎白・泰勒扮演埃及艳后，甚至不惜破产的代价，花费重金再现了罗马和埃及的宏大场面。萧伯纳也曾编写《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剧本，邀请英国著名女影星费雯丽扮演埃及女王。英国国家剧院和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等近年都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戏剧演出。
谈及戏剧，我们通常会想到我国国粹――京剧。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于1922年农历正月在北京首演了京剧《霸王别姬》(本文引用文本均选自《梅兰芳演出曲谱集》)。在梅兰芳的京剧剧本中，被困垓下的楚霸王和虞姬即将面临生离死别，虞姬欲寻短见“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后趁势拔出项羽佩剑，自刎而死。项羽见自己大势已去，选择一死了残生。经过历朝历代文艺创作者的改编，虞姬作为忠贞和女德的化身，不再是项羽旁和一匹马齐名的陪衬，不再以“第二性”的身份成为除男性以外的“他者”，她成为了后代戏剧舞台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女性形象。这位夫唱妇随，从一而终的儒家女子，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留下一抹温柔的底色。霸王别姬的情节在舞台上不断上演，虞姬逐渐走向舞台中央，接受夸耀和赞美。
作为经典京剧的女主角，虞姬有着独特性格和身份。《霸王别姬》中的虞姬成长在儒家环境中，在夫权社会中坚定地站在项羽一边。她身上有着明显的儒家女性象征，她所面对的命运是儒家社会女性早已注定的命运。而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经过漫长黑暗中世纪的禁锢，人性的压抑终于在文艺复兴到来之时得到了解放，人们冲破基督教神学的桎梏，反对禁欲主义，开始尊重个性，认识到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提倡追求自由和幸福。莎士比亚歌颂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克里奥佩特拉正是莎翁笔下一位立体丰满且让读者又爱又恨的女性人物。“克里奥佩特拉这个人物是莎士比亚的杰作。她和《辛白林》中的伊摩琴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人们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塑造出这样相反的两个人物。克里奥佩特拉骄奢淫逸、卖弄风情、敏感、自负、高傲、专横、反复无常”( [2], pp. 76-82)。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和人文主义影响下，诞生了两位性格不同却有着相似命运的女性。
2. 人文主义女性克里奥佩特拉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见证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逐渐成熟。他以细腻的笔触书写时代的灵魂：他的笔尖不仅记录了民间人物的喋喋不休，如培琪大娘、快嘴桂嫂，也延伸到了宫廷内外权贵女性的一言一行，如麦克白夫人、奥菲利亚、鲍西亚等等。这些令人过目难忘的女性角色是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历史产物，更是莎士比亚哲学思考的产物。余秋雨曾这样评价：“英国社会新旧更替时期的各种矛盾，以人文主义者为中心的各色人等，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得到了生动、鲜明的反映和刻画；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生活理想，他们冲决封建堤防的战斗精神，都通过动人的故事、精粹的语言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色彩斑斓”( [3], p. 115)。塞缪尔・约翰生称赞莎士比亚超越所有作家之上：“莎士比亚超越所有作家之上，至少超越所有近代作家之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他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的诗人。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 [4], p. 527)。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和对女性角色命运的书写成为了莎士比亚对人性深度思考和表达人文主义的切入点。莎翁在1606~1607年间根据托马斯・诺斯爵士翻译的普鲁塔克(公元46年~120年)《希腊罗马名人列传》为蓝本进行创作。克里奥佩特拉狂躁易变的性格或许不能赢得所有读者的喜爱，但她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名埃及女王的尊严，才以喜怒无常的言语行为掩盖自己的患得患失，从而牢牢抓住安东尼飘忽不定的心。
在《莎士比亚及女性特征》里，达辛贝尔指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5], pp. 20-30)。当政的伊丽莎白女王，带领英国走向“黄金时代”，为当时的女性树立了可资模仿的榜样。“英国的伟大君主伊丽莎白一世可谓人文主义在教育方面的典范，她的私人教师罗杰・阿谢姆撰写了著名的教育学论著《学校教师》。在当时的英国，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的设立保证了人文主义传统能够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中叶”( [6], p. 34)。毕业于文法学校的莎翁沉浸在浓厚的人文主义氛围中，得以妙笔生花出人性各异的角色。伊丽莎白女王虽是女性君主的身份，但在巩固权威时她一直以男性自称：她认为自己毫无争议的是“国君”，并且有意识地利用这个称呼来建立与男性国君的平等地位……她对自己的称谓――清楚地表明自己具有神圣的王权，而且她对此毫不怀疑，也不允许任何人怀疑( [7] p. 152)。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能成为一名地位稳固的女王，还要在希腊罗马等强国并存的夹缝中维系风雨飘摇的埃及，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代价。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从克里奥佩特拉的身上看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克里奥佩特拉在言语间总能彰显自己一国之主的地位。当她对安东尼思念成疾，扬言道：“把墨水和信纸给我。他将要每天收到一封信，否则我要把埃及全国的人都打发去为我送信。”当她想走上战场却被大臣阻拦时，克里奥佩特拉质问伊诺巴勃斯自己为什么被阻拦：
克：在这次出征以前，你说我是女流之辈，战场上没有我的份儿。
伊：对啊，难道我说错了吗？
克：为什么我不能御驾亲征，这不明明是讪谤我吗？
……
克：让罗马沉下海里去，让那些诽谤我们的舌头一起烂掉！我是一国的君主，必须像一个男子一般负起主持战局的责任。不要反对我的决意，我不能留在后方。
女王这般“休言女子非英物”的气概在此刻闪耀着女性力量的光芒。和“我已与全体臣民结婚”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有几分类似，克里奥佩特拉将自己的女性劣势转化为优势，在男权社会政治边缘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为了保护自己的埃及小国，她不断地在掌控大权的男性之中周旋。当她稍处劣势时，便放下高傲的姿态，竟让凯撒派来的一位使者亲吻自己的手。读者从中不难看出克里奥佩特拉的政治野心。她带着维系国家的政治目的游走在当权统治者的情感游戏中，一旦遇到可以依附的对象，她便使出浑身解数，得以守护自己的一方国土，稳固自己的地位，维持一位女王的尊严。
故事的结尾处，克里奥佩特拉识破了凯撒阴险的计谋，宁死也不愿自己堂堂一国之主受辱，不愿自己的财产受损：
先生，我要不食不饮；宁可用闲谈销磨长夜，也不愿睡觉。不管凯撒使出什么手段来，我要摧残这一个易腐的皮囊。你要知道，先生，我并不愿意带着镣铐，在你家主人的庭前做一个待命的囚人，或是受那阴沉的奥克泰维娅的冷眼的嗔视。难道我要让他们把我悬吊起来，受那敌意的罗马的下贱民众的鼓噪怒骂吗？我宁愿葬身在埃及的沟壑里；我宁愿赤裸了身体，躺在尼罗河的湿泥上，让水蝇在我身上下卵，使我生蛆而腐烂；我宁愿铁链套在我的颈上，让高高的金字塔作为我的绞架！
虽然克里奥佩特拉作为一位总是依靠男人的情妇形象并不光彩，当她一旦意识到有损于尊严的时刻，她宁死也不愿成为凯撒的战利品。在三位男性作为支柱撑起整个世界的时代，克里奥佩特拉这位高高在上的女王，仍要遭受来自男性的轻视和物化。她用死亡对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不公正的遭遇。莎翁将自主意识灌输其中，克里奥佩特拉颠覆了以往失语的女性形象，视尊严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可以说是人文主义典型的人物。
3. 儒家女性先行者虞姬
京剧《霸王别姬》的初稿由齐如山改编自明代沈采讲述楚汉相争的传奇剧《千金记》和《楚汉争》的本子。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了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者。在故事原型《史记・项羽本纪》中，对虞姬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字：有美人名虞，常幸从。司马迁将虞美人和项羽的骏马骓并列描述，有关虞姬的身世、经历等一概缺失，足以见得虞姬在司马迁时代仅仅是男性的附属物，与一匹马齐名，是一位失败英雄的陪衬。项羽“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感叹也暗含了虞姬别无选择，只有“从一而终”，即“既嫁从夫”这一条路。经后代文学创作者的努力，虞姬的形象才逐渐丰盈起来：唐代冯特征《虞姬怨》、宋代魏夫人的《虞美人草行》、元杂剧《兴刘灭项》《霸王垓下别虞姬》《十面埋伏》三部、明代《西汉演义・霸王帐下别虞姬》《楚汉春秋・霸王别姬》、清代冯梦龙《情史・情贞》一章……直至民国时期梅兰芳京剧《霸王别姬》，这位经历了几百年流变的儒家忠贞烈女虞姬，才拥有了话语权，成为主角站在舞台中央。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是广为流传的孔子对女性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这是孔子歧视女性的表现，也有学者为孔子争辩，说这是孔子在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学者陈佳认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还略有星星之火，可是封建社会女性三从四德标准的力量更强大，整体上女性社会地位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生活于这种时代的孔子，不大可能会完全否定女性，也不可能完全地尊重女性。无论是从女性形象、女性地位还是女性价值等诸多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直至当代女性，都潜移默化被先秦儒家女性观操控着( [8], p. 34)。学者童书业认为，在他(孔子)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哲学思想，都和他的思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儒家，在先秦时代就已取得相当优势；……一直到五四运动时代，他的独尊地位才被真正推翻( [9], p. 1)。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要求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规范更是压抑了女性的人性。《仪礼・丧服》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说明女子在出嫁后，更要听从丈夫的话。项羽在最后关头听见四面楚歌，见大势已去，无颜见江东父老自杀而亡，作为妻子的虞姬的悲剧结局实际上是被社会环境和历史因素所决定的。
从明代沈采《千金记》到京剧《霸王别姬》，随着虞姬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她的传统儒家女性特征也逐渐明显。首先，虞姬是一位善良称职，德行兼备，遵守“男为尊，女为卑”的传统女性。她不辞劳苦、一心跟随夫君，在第三场戏的开头，虞姬表明了自己的心境：“明灭蟾光，金风里，鼓角凄凉。忆自从征入战场，不知历尽几星霜。若能遂得还乡愿，瓣炷名香答上苍……自从随定大王，东征西战，艰难辛苦，不知何日方得太平。”( [10], p. 551)2整部戏当中，虞姬没有以“自我”为出发点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是一直以夫君项羽为中心。比如第三场，虞姬担心夫君项羽名誉受损，她说出内心担忧：“大王爷他本是刚强成性，平日里忠言语就不肯纳听。怕的是西楚地被人吞并，辜负了十数载英勇威名”。其次，虞姬是一位符合儒家女性范式“男主外，女主内”的温柔贤妻，在丈夫战场失意，垂头丧气时，她温柔的言语抚慰了他失落的心，激发他的士气：“兵家胜负，乃是常情，何足挂虑。”虞姬仁慈博爱，有着帝王之妻兼济天下的胸怀，渴望安定，向往和平。在第八场开头，虞姬不满连年战事对百姓的摧残：“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受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何日里方得免兵戈扰困，消却了众百姓困苦颠连。”“月色虽好，只是四野俱是悲愁之声，令人可惨！正是：沙场壮士轻生死，凄绝深闺待尔人。”最后，虞姬是一位视夫君为天，对丈夫绝对忠诚服从的贞洁妇女。身处绝境之时，虞姬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让夫君挂念，希望丈夫能心无旁骛地突出重围，取得胜利：“大王此去！倘有不测，且退往江东，徐图后举。勿以妾为念也……大王啊！自古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假二夫。大王欲图大事，岂能顾一妇人。”可以看出，虞姬是一位男权社会中顺从夫君的儒家女性，身体上以自身性命保证对丈夫的忠贞不二，精神上遵从妇德。
荣格的双性同体理论认为人的“易性冲动”，可以在心理上向生理性别的反方向转变：即一个人既有阴性气质，又有阳性气质。双性同体的观点模糊了男女差异，启发读者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两性地位。上文已具体阐述虞姬的儒家女性特征。笔者认为，在京剧《霸王别姬》中，虞姬是一名儒家女性先行者。在孔子看来，儒家女性应以女德为标杆，扮演好“女主内”的角色，反对女子干涉政治。但在本剧中，虞姬除了妻子外，另外扮演了朝臣的角色。当项羽不听群臣劝谏时，虞子期想到借虞姬之口向项羽劝谏。虞姬耐心听取臣子意见，并暗自为项羽担忧。
虞姬 那群臣何不谏阻？
虞子期 群臣屡谏不听。
虞姬 这便怎么处？
虞子期 欲请娘娘再劝大王，千万不可出兵。
虞姬 如此，卿家暂退。大王回宫时节，待我相劝一番就是。3
在成功劝说项羽听取朝臣建议后，虞姬又展现了自己对于战事和用兵之道的见解，这是在古代一位传统女性基本不具备的男性智慧。她对于战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比项羽更理性：“大王若因一时气愤，操切出兵，汉兵势众，韩信多谋，终非大王之福。依臣妾之见，只宜坚守，不可轻动。大王三思！”与传统女性不同的是，战时虞姬自始至终都在军营中，甚至被项羽邀请“妃子随孤同行。”这是克里奥佩特拉梦寐以求的愿望。同时，虞姬也拥有沉稳的大局观，这是仅将眼光局限于家庭的儒家妇女所不具备的特质。当虞姬在军营听到敌人根据地传出楚国歌声时，她没有像士兵一样弃甲曳兵，也没有像项羽一般垂头丧气，而是理智分析，识破这只是敌方用以扰乱军心的计谋。眼见项羽仍然一蹶不振，她继续鼓舞项羽，以振其士气。这是虞姬阳性气质，即智慧、勇气、理性的一面。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虞姬是儒家女性的先行者
4. 人文主义女性和儒家女性对女性意识的呼唤
富饶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在尼罗河畔骄阳的见证下诞生了这位充满野性和热情的埃及女王。她为人真实大胆，敢爱敢恨，以“尼罗河畔的花蛇”自称。最终这位女王用尼罗河“可爱的虫儿”毒蛇自杀丧命。莎士比亚把她塑造成了富有人文主义和女性意识的典型人物。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滋养下，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熠熠生辉，孕育了一位巾帼须眉，从一而终的儒家女性虞姬。戏曲角色虞姬是一位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且为人忠贞刚烈的完美女性。
本文分析了文艺复兴背景下闪耀着人文主义光环的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和终于走向舞台中心的儒家女性虞姬。克里奥佩特拉作为一国君主，千方百计不惜牺牲色相守护着岌岌可危的埃及。她用嚣张乖戾的言行举止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权威与威信。同时利用自己的女性优势，游走于当权男性统治者之间，借情感游戏维系自己的统治，保护自己的利益。反观项羽之妻虞姬，作为一名典型的儒家女性，她尊重夫权，事事以项羽为中心。她温柔贤惠，德行兼备，既是项羽战场上的得力助手，也是其战场外的避风港。她秉持“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对项羽毕恭毕敬，甚至展示出了常人不具备的战争智慧。但虞姬的自我意识觉醒不如克里奥佩特拉深刻。面对安东尼英雄气绝的时刻，克里奥佩特拉想要追随安东尼前往天堂的脚步，但凯撒欲将她游街示众的打算才是压死这位任性女王最后的一根稻草。身为一名风光的埃及女王，她不能忍受作为一个战利品这般羞辱，遂选择自我了结。虞姬牺牲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丈夫，她不愿成为夫君的累赘，渴望用自己的牺牲换取项羽的无所牵挂，然而终究是徒劳。
两位女性虽然受不同思想影响，展现不同的性格特质，却以同样的方式落下人生的帷幕。但她们的共同点是，她们以自我牺牲呼唤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观念的萌芽。克里奥佩特拉虽放荡不羁，但她教会女性如何争取利益、如何抗争，实现自我价值。虞姬也突破了传统儒家女性局限，教导女性如何通过智慧获得女性话语权，获得尊重，成为一名眼光不只局限于“小家”而具有大局观的伟大女性。
虞姬与克里奥佩特拉之比较
摘要：虞姬和克里奥佩特拉堪称京剧和莎剧中为数不多的进步女性形象。一位是成长在儒家思想下，受儒家女性观影响的知性女性；一位是莎翁笔下人文主义的典型人物，来自埃及的淘气女王。两人的智慧、专一和勇气使她们成为中外戏剧史上浓墨重彩的女性角色，并启发了无数读者唤醒女性意识，实现自我价值。
关键词：虞姬，克里奥佩特拉，人文主义，儒家，女性意识
NOTES
1[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M].《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版. (以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引文均出自本书，下同.)
2梅葆玖, 林映霞等编撰.《梅兰芳演出曲谱集》[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年版: 第551页. (以下《霸王别姬》唱词引文均出自本书，下同)
3该片段选自《霸王别姬》舞台演出唱词, 该段在《梅兰芳演出曲谱集》中有删节.